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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一些的地方”他在序言中解釋說，本書是區分真假希特勒的一個嘗試。
這種宣傳嚇破了戈培爾的膽。漢夫施坦格爾的理由是，這樣才能使英美人獲得良好印象。這便改變了希特勒的形象，使許多外國觀察家都覺得，希特勒是尋開心的物件，而不是懼怕的物件。“當領袖的神話在德國迅速傳開時”《文學摘抄》評論道，“歐洲某些獨立的日報和週刊卻著重強調德國獨裁者可笑的方面。他們將希特勒描述成滑稽人物，他的嚴肅令他更加可笑。”
對鬥爭中處於劣勢者歷來深表同情的英國人，在元首就賠款與邊境問題與法國人打的交道中，幫了希特勒的忙。羅提安勳爵辯解說，國社黨人在國內的殘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世界大戰以來德國人受外國迫害的反映。”
英國對凡爾賽條約的攻擊僅次於德國。
希特勒帶著這種善意開始修訂其對外政策。統治他的對外政策的，是他的雙重理論，即種族論和生存空間論。偶爾他也會拐彎抹角，但最終總離不了歸結到東方生存空間問題上。希特勒總想誘使英國作為一個沉默的夥伴加入其反對共產主義的十字軍。為此，他必須使英國人相信，帝國已放棄了世界貿易和建立全球海上霸權的野心。簡而言之，德國將控制歐洲大陸，成為反共的堡壘，海洋則由英國去統治。在東征前，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希特勒向義大利求援，因為義大利同情納粹之原則，又由於墨索里尼對地中海存有野心，與德國同樣敵視法國。
希特勒從魏瑪共和國繼承得來的外交人員出身於不同的階級，對他的外交方法心存恐懼，但是，大多數外交人員卻也同意其大多數的基本目標——原因完全不同——並自我解釋說，他們可利用他和他的社會主義的招牌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一般人都相信並希望”職業外交家赫伯特·馮·迪爾克森回憶道，“不可救藥的革命黨人會被及時消滅，而他們的繼承者，在嚐到了權力這杯美酒的甜頭和享受了權力帶來的舒適生活後，會做更有成效的工作，思想也會變得保守些。”
於是，想法與迪爾克森類似的同事們都“覺得，在正常化的過程中，我們有責任進行幫助”希特勒在操縱外交事務方面，與操縱工業家和軍方人士一樣狡猾。他允許所有官員留任原職，包括一個猶太人和一個與猶太人結婚的官員在內。他並宣佈，帝國希望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只要他們不干涉德國的內部事務。他之反對土生土長的共產運動並不表明他們也敵視俄國，同時，為了表示誠實可靠，他秘密地允許蘇聯根據在他上臺前達成的長期貸款協議，延期付款。
到１９３３年秋，希特勒覺得，小心翼翼的國際遊戲已玩到頭了。他決心退出國聯——別的不提，國聯對重新武裝所採取的政策是混亂的。“我們必須退出”他差不多興高采烈地對巴本說，“其它考慮均完全無關緊要。”
當興登堡詢問退出國聯是否明智時，希特勒辯解說，為求得德國之完全平等，這勢在必行。老頭子違心，勉強同意。兩塊大地產的禮物——以及希特勒和戈林的口頭允諾，即從帝國和平魯士的資金中給每塊地產撥款４０萬馬克以資修繕——可能影響了他。
１０月１４日，希特勒透過電臺正式向世界宣佈，德國不參加會議並退出國聯。“在一個沒有這樣的平等權利的組織內寫下自己的名字作為這樣一個組織的成員。對一個有６５００萬人民、熱愛榮譽的國家和熱愛榮譽的政府來說，是個不能容忍的恥辱。”
這個攻擊不是沒有理由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他之退出一個歧視戰敗國的組織，是拒絕凡爾賽條約的象徵，而不是對西方的挑戰。他破例向法國人重申其和平願望，並希望德國與法國和解。
希特勒的閃電戰術是賭博——然而，由於聲言和平，這又是包贏不輸的。不出所料，英國人同情多於譴責。赫特伍德的艾侖勳爵在上議院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過去１５年來，我們和其它國家均未將明智的公平正當手段交給德國，而這種手段，當德國從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將發動戰爭的政權交出去時，德國是理應得到的。”
希特勒宣佈，他將把自己的決定交給訂於在月底舉行的公民投票。這是希特勒處理問題，在國內爭取廣泛支援的典型方法。宣佈後幾小時，祝賀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辦公室湧來。“天主教行動”組織還拍來電報，“一致”支援他們的元首。“使元首退出國聯的並非野心”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馬丁·海德格對他的學生們說，“也不是心血來潮，不是盲目的固執，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慾望；它不外乎是要無條件地為掌握我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