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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彌賽亞。在與希特勒討論行將到來的黨的生日時，羅姆生前的部下梅克斯·朱特納不禁大大誇獎其已故的首腦。希特勒大怒：“你為什麼舊話重提？”
他喊道，“這件事就算完了。羅姆已被判決。”
朱特納猛吃一驚，反駁說，如果羅姆品格不好，元首是不會挑選他當參謀長的。希特勒搖身一變，拍著朱特納的肩膀說：“你說得對，但整個過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羅姆和施萊徹爾企圖造我的反，我不能不鎮壓。我原要讓法庭將這些事情調查一下，但事態的發展使我沒有辦法，而許多衝鋒隊的領導人又是在未徵求我的同意下被槍決的。全世界都在宣傳此事。我負完全責任。”
希特勒挑選了年輕的埃爾伯特·施佩爾（ＡｌｂｅｓｔＳｐｅｅｒ）去充當他要在紐倫堡舉行的壯觀表演的舞臺監督。這次表演顯然是要鞏固其之所得，並使黨重新團結起來。施佩爾把卓別林體育場的臨時看臺全部拆毀，在帕加門神壇的啟示下，立起了一個長１３００英尺，高８０英尺的石臺，體育場上方安上了一個翅展達１００英尺的雄鷹，四周則插滿了卍字旗，還有，每隔４０英尺便安放一架射程達２５０００英尺的探照燈，共１３０架。戈林不願出借這些探照燈，因為這些是戰略儲備用燈。但希特勒卻支援施佩爾。“如果為這樣一件事便動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燈”他解釋說，“別的國家會認為我們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象力超過了現時的宣傳。他計劃作一永恆的記載並將之出口，請了著名女演員兼導演裡妮·萊芬斯達爾拍一部紀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賞她的作品，尤其是《藍色的光》他向她保證，如她能拍一部紀念１９３４年黨的生日、長度與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將給予最充分的合作。她雖然很反感，卻只好屈服。但一旦離開他的面，她便說自己拍不了紀錄片。她把這一導演任務交給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則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來時，離紐倫堡大會只還有兩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發現她，將這一任務交給別人時大吃一驚並要立刻見她。
希特勒並沒有生氣，只用好言勸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６天時間”他說。她反駁說，若加上剪接，那就是６個月。希特勒聽後說，“噢，但你還這樣年輕呀！”
她堅持不幹，說拍這樣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適的。“我不是黨員，連衝鋒隊和黨衛軍都分不清。”
“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說，“那會給人們以嶄新的看法。”
她接受了這一艱鉅任務。同時，為了給這一６天的計劃帶來額外的興趣，她設計了各種各樣的鏡頭：她動用了飛機、吊車、旱冰鞋，還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裝了一個小型的升降平臺。大會開幕前一星期，她帶了一個１２０人的攝製組（其中有１６名攝影師）來到紐倫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應給的一切幫助。連城內的救火裝置和其它公共設施也交給了她。
大會的參加者開始像洪水般湧向紐倫堡。他們是早在數月前就精心挑選出來的。每人都有一個號碼，一輛指定的卡車，一個指定的車座，在紐倫堡附近的大帳篷城裡還有一張指定的床位。到９月４日大會正式開幕時，數以萬計的黨員已排練完畢。那天晚上，元首在舊市政廳致簡短的歡迎詞後，漢夫施坦格爾發表了冗長的講話，敦促外國報刊“只報道在德國發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釋”之後，希特勒下榻的旅館“德意志旅館”被最少有１萬名黨員圍得水洩不通。他們一再有節奏地高喊“我們要元首！”
直到希特勒出現在陽臺上。他們的狂熱的臉孔，使Ｌ·希拉（當時在《環球報》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西安納州“神聖的漫步者”臉上的瘋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現在盧波爾德競技場上。他更像是受人們崇敬的目標，而不是演講者。他急劇地走了進來，後邊跟著戈林、戈培爾、赫斯、希姆萊和數名副官。樂隊奏起了《巴登維勒進行曲》待動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畢，赫斯走到臺前，緩緩地讀了１９２３年起義中犧牲的烈士的名單。對３萬名聽眾說來——外國記者卻不然——這是個動人的經歷。最重要的話是出自地方長官瓦格納之口——他宣讀了一份希特勒的公報。因瓦格納的聲音酷似希特勒的聲音，致使一些收聽廣播的記者真以為是他。“爾後１０００年內的德國生活方式肯定已決定了”瓦格納讀道，“對我們說來，動盪的１９世紀業已結束。在今後１０００年內，德國不會再發生革命。”
崇拜者幾乎不間斷地發出的歡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但他仍受焦慮的折磨。前來歡度節日的衝鋒隊員，許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