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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月份已過去了，敵人也休想盼望我們遭受拿破崙的命運了……現在，我們將要與他們算帳了！多叫人寬慰呀！”
他之興高采烈的精神已不是虛偽的了，他又開始吹噓：“我注意到，聽到這些事情時，大家都喪魂落魄，只有我一人保持鎮靜。這與為奪取政權而鬥爭時的情況相同。”
與此同時，“最終解決”的各項準備工作已漸趨完成，希姆萊的特別行動隊也開始進行另一次致命的盪滌。在軍事地區，對猶太人、紅軍政委們和游擊隊員們的兜捕進行得較為順利；但在非軍事區，此事進展卻不很如意。即使如此，死亡人數仍非常龐大，致使羅森堡的工作人員再次哀求他去敦促希特勒，叫他勿將佔領區人民視為仇敵，而應視為盟友。羅森堡主張分別成立州，給各州不同程度的自治權。這種較為自由的思想得到了他的助手們的熱情支援。但是，他雖然轉向自由主義，而他的性格並未同時變得堅強起來。一想到要與元首對壘，他便怕得全身發抖。換一個更堅強的人也同樣不會產生效果：要見希特勒，必須透過鮑曼，而鮑曼又與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結成了死黨。羅森堡派往“狼｜穴”的聯絡員柯本，要將東部戰場的真實情況轉告希特勒，他覺得越來越難了。在赫斯出走前，他可將備忘錄直接交給希特勒；現在呢，鮑曼堅持由他轉交，藉口是，元首將軍務都忙不過來。這樣，柯本認為，希特勒是透過他的左右手的眼去看待東線佔領區的問題的。“所以，有些事情是致命的，以東方的勝利作為代價。”
的確，希特勒很少顧及內部事務，這可能導致了鮑曼常常自己發號施令。然而，希特勒常抽空顧及“最終解決”這也是用不著懷疑的。在這件事情上，他既不聽別人的意見，也用不著去聽。這些他在給２月下旬舉行的紀念黨的綱領頒佈大會的賀信中已說得很明白了。“我曾預言”他說，“在這場戰爭中，被消滅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猶太人。這個預言要實現了。在戰爭的程序中，不管產生何種情況，也不管戰爭會持續多久，最終的結果就是如此。猶太種族的滅絕，將超越勝利本身。”
希特勒雖然公開作過這種暗示，但時至今日，洞悉這一秘密的人卻仍寥寥無幾。連戈培爾本人也不知道正在準備的各種措施究竟有多麼龐大。有個名叫漢斯·弗裡茨徹的僱員，從一個黨衛軍成員由烏克蘭寫來的信中得悉了特別行動隊進行大屠殺一事。寫信者抱怨說，在得到屠殺猶太人和烏克蘭的知識分子的命令後，他們精神垮了。他不能透過官方途徑進行抗議或取得幫助。弗裡茨徹立刻找到了海德里希，開門見山地問：“黨衛軍到那裡去就是為了進行集體屠殺嗎？”
海德里希憤怒地否認了這一指責，答應馬上進行調查。次日，他彙報說，幹此事的罪魁禍首是地方長官科赫揹著元首乾的。之後，他便發誓，說屠殺將就此停止。“相信我，弗裡茨徹”海德里希說，“誰要是有殘忍的名聲，誰就不會殘忍。他能仁慈地行動。”
只是到了那年３月戈培爾才明白“最終解決”的確切意義。希特勒坦率地告訴他，猶太人必須從歐洲清洗淨盡，“如果有必要，便使用最殘暴的方法。”
元首說得明白，戈培爾也在日記中寫得清楚：“……正在對猶太人進行判決，方法雖然野蠻，卻也是罪有應得……在這些問題上，人們不能多愁善感。我們若不打擊猶太人，他們便會將我們毀滅。這是雅利安族和猶太病菌之間的生死存亡的鬥爭。沒有一個其它的政府或政權有力量去解決這個全球問題。”
到了春季，已在波蘭建立起了六個屠殺中心，其中四個在弗蘭克的德佔區，即特萊勃林卡、索比波爾、貝烏澤茨和盧布林；兩個在合併區內，即庫姆霍夫和奧斯維辛。前面四個殺人營是用發動機的廢氣毒殺猶太人的，但奧斯維辛附近一個大型滅絕營的指揮官魯道夫·霍斯認為，這種辦法“效率不高”在他管轄的集中營採用了一種更毒的毒氣即氰化氫。這種毒氣在市場上垂手可得，商品名叫“濟克隆乃”春天給希特勒帶來了活力。他的健康有所改善，精神也好多了。蘇聯的冬季攻勢擱了淺，並完全停了下來。這樣，整個戰線便出現了間歇。這就使他有時間去考慮未來的各項政策。４月２４日，他用電話通知戈培爾，說他要在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星期天下午３時，他譴責了布林什維主義，稱它是“猶太人專政”汙衊猶太人是“寄生細菌”必須殘酷無情地對付之。但他演講的主要目的，是再次用口頭重申最後勝利的信念。與此同時，他又毫不隱瞞陸軍已大難臨頭的事實。為了抬高自己，說明自己的作用何等重要，他又故意把局勢講得過於嚴重。“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