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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服的紅種“野蠻人”時至今日，他仍在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的總的政府與德國的結合起來，因為兩者的總目標是一致的。日耳曼人的榮譽與軍力的復興，日耳曼國土的收復，甚至向東擴充套件的生存空間，這些都得到了他的大多數同胞的支援。但是，一條十字路終於擺在他面前。希特勒必須繞道行之，一舉而永遠解決猶太人問題。在許多德國人願意參加這種民族主義的遠征的同時，大多數德國人只希望繼續對猶太人進行有限制的迫害，因為它已獲得數以百萬計的西方人的默許。
希特勒的意圖是，開始消滅猶太人時一定要保密，然後再一點一點地將訊息洩露給他自己的人們，最終待時機成熟時再向他們披露詳情。這便能將德國人民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捆在一起，而他的命運也就成了德國的命運。這樣聯絡起來進行他的清洗歐洲猶太人的遠征，將成為全國的任務，並將動員全國人民作出更大的努力和犧牲。它也能割斷遲疑不決、心腸慈善的人的後路。
至此時，這一切都仍向希特勒的貼身人員保密——包括秘書、副官、僕人和貼身參謀。屆時，到１９４１年秋，元首便在餐桌旁公開發表評論。這或許是披露真情的試探。１０月中旬，在講完民眾在生活中必須講禮貌和規矩後，他說：“但是，首要的是剷除猶太人。沒有這點，汙垢清除得再幹淨也是徒勞。”
兩天後，他把話說得更加明白：“在議會的講臺上，我向猶太民族預言，如果戰爭不可避免，猶太人將從歐洲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２００萬人死亡，對此，這個罪惡民族心中已有愧；現在又有成千上萬人死亡。你別對我說，你也不能把他們關進俄國的沼澤地呀！誰為我們的部隊操過心？順便說一下，公眾中謠傳，說我們有個滅絕猶太人的計劃。這個想法不錯嘛。恐怖是個有益的東西。”
他預言，建立猶太國家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我有許多帳要算，但今天我不能想。這並不是說我忘了它們。到時我會拿出厚厚的一本來！即使是關於猶太人的問題，我發現自己仍很不積極。目前夠困難的了，再去增加困難，這是毫無意義的。善於坐待良機的人，其行動才機靈。”
希特勒推遲實行“最後解決”的一個原因是，他希望透過暗示要滅絕猶太人這個威脅，能使羅斯福不參加戰爭。但是，珍珠港事件使這個微弱的希望成了泡影。於是乎，希特勒的希望變成了怨恨，“滅絕”也成了國際報復的一種形式。
決定作出後，元首便告訴參與“最終解決”的有關人員，屠殺時應儘量做到人道這一點。這是符合他的信念的。就是說，他是遵奉上帝旨意，掃除世界上的害人蟲的。儘管他憎恨羅馬教堂的教階組織（“我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天主教徒”他仍是個頗有資格的天主教徒，還牢記著天主教教義。即是說，耶穌系猶太人所殺。因此，滅絕猶太人便是替耶穌報仇，無須引起良心上的痛苦——只要做得客觀，做得不殘忍，仁茲地進行屠殺——這使希姆萊很高興。他令專家們建造既有高效能地又能“人道地”大規模滅絕猶太人的毒氣室。然後，他便把受害者裝進貨車廂，送往東部，讓他們先在山洞裡生活，待波蘭的屠殺中心完工後，再送到那裡去。
現在，建立清洗機構的時刻到了。負責籌建這一機構的海德里希，向許多國務秘書和黨衛軍主要辦公室的頭頭們都發出邀請，讓他們參加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舉行的“最終解決”的會議。應邀的人們只知道要將猶太人押解至東部，並不太明白“最終解決”的含義。於是，他們便懷著濃厚的興趣期待著會議的召開。
由於會議推遲６個星期舉行，他們的好奇心也就慢慢消失了。德佔區的波蘭政府首腦弗蘭克，由於等得不耐煩，便派他的副手菲利普·波勒前往海德里希處打聽詳情，於１２月中旬在克拉科夫自行召開會議。“我要公開告訴你們”希特勒的前律師說，“無論用這種或那種方法，我們總是要把猶太人幹掉的。”
“即將在柏林召開的會議是個重要的會議，將由波勒代表首腦出席。肯定地，大規模移民即將開始。但猶太人身上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你們以為他們真的會在東部的村子裡定居下來嗎？在柏林，人們對我們說，為什麼要無謂紛擾？‘在東部，我們也用不了他們呀。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呢！’”他敦促聽眾，切勿同情他們。“不管在哪裡發現，只要有可能，便要把猶太人消滅。”
這是一件艱鉅的任務，無法透過法律途徑去完成。法庭和法官均負不起執行如此極端之政策的重任。他估計——粗略地估計——在德佔區就有３５０萬猶太人。“我們不能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