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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局勢的《二月提綱》（3）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關鋒和戚本禹寫成幾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送給###，其中兩篇文章是關於“要害是罷官”的，並且上綱上線很高，“要害”講得很明顯。戚本禹在文章中說：吳晗1959年6月寫的《海瑞罵皇帝》，“實質上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錘鼓助威”，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向党進攻的“開場鑼鼓”；而他1961年1月寫的《海瑞罷官》，則是“為一小撮被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題是號召被人民‘罷官’而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東山再起”。文章中還說，吳晗用“兵部尚書”的歷史人物來影射，並特地註明，“兵部尚書”就是“國防部長”，就只差沒點彭德懷的名字了。
關和戚的文章，本是###的約稿，現在文章寫成這個樣子，已大大超出了###將《海瑞罷官》限定在學術討論範圍的設想，發與不發，只能由部領導拍板決定。恰巧這時負責此事的周揚因發現得了肺癌而要住院動手術，他負責的工作由另一副部長許立群接管。有關人員請示許立群如何處置。許說，這樣大的政治問題他也作不了主，彭德懷現在還是西南三線的副總指揮（按：1965年11月，廬山會議後被免職的彭德懷被任命為此職）哩，能不能這樣明顯地在報紙上公開批判？於是他讓###有關部門將關鋒與戚本禹的文章作出摘要，上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可是，此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雖有這麼個組織，並無具體的辦事機構，對於###上報的這個材料沒有及時作出答覆，後來這件事還被指責為“扣壓‘左派’稿件”。
與受到###冷落相反的是，江青對關鋒等人極力拉攏。1月下旬，透過張春橋安排，江青在上海接見關鋒，向他交底說：“批判《海瑞罷官》不單是學術問題，而是反擊彭德懷的翻案”，“姚文元的文章，北京不轉載，不發行，是黑線專政的一例”。這樣一來，關鋒等人有了尚方寶劍，更是有恃無恐。
由於關鋒等人亂扣帽子，亂舞棍子，為許多人所不齒。1966年1月初，許立群等人將關鋒（署名為何明）1962年寫的一篇雜文《從陳賈說起》找了出來，上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為了論證“何明”就是關鋒，有關人員還找到了關鋒用真名於1957年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雜文集《邊鼓集》。因為收進這本集子裡的文章，有些在發表時用的就是“何明”的筆名。許立群等人認為，關鋒也講過道德繼承性問題，當年也高明不到哪裡去，現在整別人不要太過分了。這件事後來被指責為“整‘左派’材料”。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報刊、北京市和部隊有關負責人會議，強調“放”，全面地“放”，索性讓大家把心裡話都講出來，講透講夠，然後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在放的同時，各種問題扯得越寬越好。並說，“政治問題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①陸定一在會上也說，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再搞。這有利於思想的展開。陸定一在###主持會議時還說：“當前的這場討論，是學術性的。社會科學、文學方面的題目多得很，對古人的評價，歷史主義，現實主義，形象思維，美學，一個題目一個題目的來，解決這些問題，要一、二百年。”②可是，康生卻在會上說：批判吳晗要同廬山會議結合起來。廬山會議前，吳晗寫了《海瑞罵皇帝》，9月間寫了《論海瑞》，以後又寫了《海瑞罷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學術界有資本主義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沒有清算過，也不是一次清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③
試圖控制局勢的《二月提綱》（4）
自從提出《海瑞罷官》的所謂“要害”問題後，對吳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調子也日高，還有人提出對郭沫若和范文瀾也應該批判，郭沫若聞之很緊張，向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封辭職信。信中說自己耳聾眼花，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對此心裡很難過，懷漸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批准。郭沫若是中國知識界的領軍人物，他之所以要辭職，一個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遊海南時曾拜謁了海瑞墓，還寫了兩首關於海瑞的詩，因而擔心由此引來公開批判。
為了不因《海瑞罷官》引起學術界、思想界的大混亂，彭真等人認為有必要制訂一個相應的檔案，並採取一定的措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