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團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在為《海瑞罷官》定性上，還頗費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寧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對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話：“歷史喜歡作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意思是吳晗主觀上並不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但客觀上卻走錯了門，走到反社會主義的“房間”去了。
其實，在討論這篇文章的時候，作為“方求”文章的指導者周揚還講過，要講政治影射的話，最大的影射是罷官，那個時候罷了誰的官？這個影射，政治上就更嚴重了。但他又說，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提這個問題，我們的文章，也不去提這個問題。①可見，“方求”並非沒有發現《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而是不願這樣做。文章寫罷，已傳來毛澤東關於要害是“罷官”的話，周揚趕忙告訴寫作組補上幾句相關的話。於是“方求”的文章最後便有了這樣的文字：“至於《海瑞罷官》這個劇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個人物、哪一段情節、哪一點思想、哪一句唱詞和道白，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呢？有哪一點影子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呢？說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寫照和頌歌，豈不是更像一些嗎？”
txt小說上傳分享
試圖控制局勢的《二月提綱》（2）
12月27日，《北京日報》發表了吳晗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吳晗首先給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發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個時間表，以論證自己寫《論海瑞》“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反對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辯解《海瑞罷官》同“單幹風”、“翻案風”無關。吳晗也承認，《論海瑞》這篇文章，在論點上，在評價上，缺點、錯誤是很多的。特別是缺乏階級分析。他還說：“至於《海瑞罷官》問題就更嚴重了”，“完全是為古而古，為寫戲而寫戲，脫離了政治，脫離了現實。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指導著，而不是無產階級思想在指導著。”“總之，沒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沒有用一分為二的科學方法，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來正確地評價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義的方法，片面地、絕對地、主觀地來描述海瑞和農民群眾，這是思想問題，也是階級立場問題，錯誤是嚴重的。”
江青、張春橋等人見姚文元的文章雖然被轉載，但北京方面仍將之作為學術問題對待，豈能就此善罷甘休。於是，他們積極物色“左派”，組織文章，準備發動新一輪攻勢。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歡要數關鋒和戚本禹。關鋒出身貧窮，少年投身革命，14歲便入了黨，19歲任縣委書記，解放後擔任過山東政治學校校長、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1956年調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58年《紅旗》雜誌創刊後，出任《紅旗》雜誌編委。關鋒除了寫理論文章外，還喜歡寫雜文，且文筆尖銳，頗為引人注目，他曾用“慶雲”、“何明”等筆名在《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過不少雜文。1962年，有人將他的雜文送到毛澤東那裡，說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看了後說：這點雜文有什麼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過，還不錯。此話一出，反使關鋒名氣大增。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關鋒也未曾看出其中的奧妙。《文匯報》駐北京的記者為了尋求北京的“左派”理論家的支援，特意找到了關鋒，請其談看法，結果他從學術的角度講了一通。這也難怪，姚文元的文章對中央一線領導人都加以封鎖，關鋒自然對其背景無從知曉。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找幾位理論家談話，關鋒也名列其中。因毛澤東在談話中對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關鋒明白了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態度。於是，他緊緊跟上，成為“左派”理論家中的一員干將。
戚本禹在“左派”理論家中屬於年輕者。此人1931年出生於上海，建國後在中央團校學習時，被選調到中央辦公廳給田家英當助手，後在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當了一名科長。1961年中共中央提倡調查研究，時在長辛店機車車輛廠的戚本禹寫了一篇關於調查研究“成災”的信給田家英，田又將之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對此很重視，寫了批語轉發給全黨，戚本禹也由此揚名。1963年8月，戚本禹寫了《評李秀成自述》一文，斷定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將領李秀成是叛徒，將其罵了個一無是處，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反對。不料此文被毛澤東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寫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對翦伯贊大加###，從而成為“左派”理論家中的重要人物。
試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