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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與成績相比，不過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如今，彭在信中說“大躍進”是“有失有得”，赫魯曉夫也以蘇聯歷史上的公社垮臺，來暗喻中國人民公社的命運。這樣一來，不但促使毛澤東下決心在黨內開展“反右傾”，而且也將赫魯曉夫當做是國際上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總後臺。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的：“中蘇兩黨兩國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上的嚴重分歧當時雖然沒有發展為公開的爭執，但它引發的風波卻對中蘇關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澤東始終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真理，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而赫魯曉夫們所持的反對態度則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的公開批評更是粗暴地干涉中國的內政。但在莫斯科看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幹了一件大蠢事，表明了他‘妄自尊大’，表明了‘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會主義世界——對他的天才和領導水平留有印象’等等。總之，此事對雙方的領導人來說，留下的都是嚴重的‘惡感’，使得已經緊張的中蘇關係變得更加緊張起來。”
1959年8月，中印兩國軍隊在有爭議的邊境地區發生了武裝衝突。赫魯曉夫此時正在做訪問美國的準備。得到這一訊息，本已為臺海危機對中國有一肚子氣的赫魯曉夫，這一次終於按捺不住了。為了在世人面前樹立自己是“和平大使”的形象，赫魯曉夫置中蘇同盟關係於不顧，也不考慮中方的異議，就讓塔斯社發表了一個表面上看是採取中立態度的宣告，對中印邊界衝突表示“遺憾”，並說中印邊界的衝突，是“那些企圖阻礙國際緊張局勢緩和的人搞的”。不難看出，赫魯曉夫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沒有站到中國一邊。這對於中國方面而言，是很難接受的。在中國方面看來，中蘇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都是社會主義國家，而印度是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不幫社會主義國家說話，反而為資本主義國家說話，實在太不應該。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後，一直高唱“和平過渡”的高調，高喊“和平競賽”的口號。在其“和平過渡”理論的支配下，蘇聯開始走上其自以為是的由蘇美合作主宰世界之路。於是，赫魯曉夫不斷地向美國獻媚討好。1959年6月，蘇聯竟以蘇美正在討論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為由，下令停止向中國運送已裝箱好的原子彈樣品。
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說：
“我們的專家建議我們給中國人一枚原子彈樣品。他們把樣品組裝起來並裝了箱，隨時可以送往中國。這時，我們負責核武器的部長向我作了彙報。他知道我們同中國的關係已經惡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們專門開了一次會，決定該怎麼辦。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給中國送去原子彈，中國人一定指責我們違背協議，撕毀條約，等等。另一方面，他們已經開始了誹謗我們的運動，並且還開始提出各種各樣令人難以置信的領土要求。我們不希望他們獲得這樣的印象，好像我們是他們馴服的奴隸，他們要什麼，我們就給什麼，而不管他們如何侮辱我們。最後，我們決定推遲給他們送去樣品的時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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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發動突然襲擊（4）
這對於赫魯曉夫來說，也許是一直想做卻未能做成的事情。可此舉對中國原子彈的研製來說，卻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如果說，在此之前，中國領導人對赫魯曉夫還多少抱有一些好感的話，到此時，不但好感已蕩然無存，而且是十分不滿了。
9月下旬，赫魯曉夫在美國戴維營舉行蘇美首腦會談後，興沖沖地飛到了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慶典。
9月30日晚上，中國政府舉行國慶招待會。赫魯曉夫在招待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他在談到社會主義力量空前強大之後，說了一段明顯對中國不滿的話：“我們應當對當前局勢有現實的看法和正確的理解。這當然絕不是說，既然我們這麼強大，就應該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人民將不會理解，也絕不會支援那些想這麼幹的人。”赫魯曉夫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毛澤東的不快，並以在宴會上不發表講話表示不滿。
10月1日，赫魯曉夫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毛澤東說：關於生產原子彈的事，我們決定把專家撤回去。
毛澤東淡淡地說：需要是需要，也沒什麼大關係。技術上能幫助我們一下更好。不能幫助就由你們考慮決定。
10月2日，中蘇兩黨舉行正式會談。
赫魯曉夫首先介紹了他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