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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蘇聯的問題。他說，中蘇對比，我們快，他們慢的關鍵是，他們的資產階級等級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級懸殊，貓鼠關係，我們是幹部下放勞動，將軍當兵。他們缺乏群眾路線這一著，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較慢。另外還有幾種差別，工農、城鄉、體腦勞動，沒有破除。毛澤東還說，不管我們走得多快，還是要給蘇聯人留面子，我們一定要讓蘇聯先過渡，我們無論如何要後過渡，我們可以以社會主義之名，行共產主義之實。他還說，我們10年後就可以搞到4億噸鋼，160萬臺機器，25億噸煤，3億噸石油，還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們搞了那麼久，還沒有過渡，落在我們後頭，現在已經發慌了。他們還沒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搶上去。我們過渡到蘇聯人前面，他臉上無光。
赫魯曉夫發動突然襲擊（2）
且不說蘇聯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種方式是否贊成，就是中國人這種不但要超英趕美，而且還要先於老大哥進入共產主義的雄心壯志，就必然使一向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頭人自居的蘇聯人感到很彆扭。
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時，他就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很不以為然。在會談的過程中，赫魯曉夫明確表示：你們這個“大躍進”，我們還是不理解。我們認為有超階段、忽視規律的情況。毛澤東說：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聯合的生產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會主義的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這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的，不是我們從上面佈置的。赫魯曉夫仍是心存疑慮地說：這些我們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們自己清楚。總之你們這裡搞的一切都是中國式，你們比我們更清楚。說到這裡，赫魯曉夫就將話題岔開了。
其實，赫魯曉夫並不贊成搞人民公社。1958年11月，赫魯曉夫訪問波蘭。在同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他說：“中國人現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嗎，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滿頭包時，他們將會有經驗。”哥穆爾卡說：“然而在中國的公社問題上，我們沒有明確的立場。他們取得很大的成就，這是事實。”赫魯曉夫不以為然地說：“你們就試一試吧，我們決不會出來反對你們。”
尤其使赫魯曉夫沒有想到的是，中國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竟提高了毛澤東在蘇聯的威望。當時，莫斯科普遍流行這樣的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一個理論家、哲學家，這就是毛澤東，而赫魯曉夫只是一個種玉米的實幹家。還有許多蘇聯人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而赫魯曉夫沒有找到這樣的道路。據說赫魯曉夫聽了這些話後非常生氣。
在1959年1月的蘇共二十一大上，赫魯曉夫不點名地批評了中國的“大躍進”，含沙射影地說：“由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向高階階段的過渡，這是個合乎規律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不能任意破壞或越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分配基本上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進行。”“平均主義並不是意味著向共產主義過渡，而是破壞共產主義的聲譽。”“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變的，而是在經濟規律的基礎上發展的，它們取決於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水平。”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直言不諱地承認：“那個檔案相當中肯地（而且我認為是非常準確地）分析了當時中國正發生的事情，雖然我當時並沒有點中國的名。我們的態度是明確的：我們不同意‘大躍進’。”
1959年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的波茲南省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群眾大會上，談到當年蘇聯成立的公社時說，那時許多人還不明白什麼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以為既然為共產主義奮鬥，那就直接組織公社，結果公社是組織起來了，但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即農民群眾的覺悟）。結果是大家都想過得很好，但又想對公共事業少出勞動，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麼結果。於是黨按照列寧指出的道路，把農民組織到勞動組合中，雖然集體勞動，但按付出的勞動取得報酬。這樣，我們的集體農莊也就鞏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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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發動突然襲擊（3）
赫魯曉夫講這番話也很不是時候。此時，廬山會議正處於由糾“左”到反右的轉向階段，毛澤東本來就因彭德懷在其信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所非議而不滿，恰巧此前彭德懷訪問過蘇聯，這樣使他產生了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是預先串通好，共同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發難的錯覺。在他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