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感的卡薩布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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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因為作為一個普通的女人，她那柔弱的聲音充其量只能引起一些同伴的注意，但畢竟她那包含人性的深切關懷更體現於這一事件帶給整個人類的後果。這一事件就發生在女主人公即將與自己心愛的華爾街情人結婚之際：只是那位華爾街男士為了去世貿中心大廈取一條新的領結而導致這場婚姻的毀滅，這確實是一個令人無法面對並難以想象的悲劇。

儘管我們很容易從書中講述的故事窺見作者本人經歷的一些影子，但我們絕不能僅將其當作作者的自傳來閱讀，因為她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悲傷，進到一個關心整個人類命運的崇高的境界。為了突出這一悲劇性事件所導致的悲劇性氣氛，貝拉花費了很大的篇幅講述純潔和第一個中國愛人以及後來的日本情人的悲歡離合：她和阿根的結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什麼是真正的愛情的無知，而與海天的熱戀則僅僅是出於一種姐弟之間的互相關愛。只是在她第三個情人，也即那位華爾街的未婚夫格蘭姆的身上，貝拉才真正找到自己的愛，那是一種或許致死也難以覓見的真摯純潔的愛，一種若不能在塵世間得到毋寧為之而死的深深的、永恆的愛。當然，貝拉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出現在當今時代的貝拉現象更不是市場、出版商和新聞媒體刻意炒作的結果，這裡面有著深刻的原因。

誠然，國內的不少批評界同行還不瞭解這位神秘的貝拉，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儘管她有著講故事的天才，但她卻實在不善於像她的不少同時代作家那樣，對著公共媒體去描述自己的文學觀點。但我從不懷疑，就她的深刻文化和美學底蘊以及巨大的文學創作潛力而言，她確實不低於那些在國內文壇異常活躍、並在讀者大眾中十分走紅的作家，而就其嫻熟地運用漢語的高超技能和令人驚歎的想象力而言，她則明顯地高於後者。幾乎沒有那位當代中國作家像貝拉那樣如此地關注人類共同的災難並對人的心理世界予以瞭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她也許屬於新一代浪漫主義作家，他/她們以自己柔弱的聲音和強有力的文學力量來呼喚人間真誠的愛，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這部小說中。

我十分欣賞安波舜在與《紐約時報》記者的一段訪談中所說的話。在安波舜看來，在像中國這樣的有著悠久的文化史但缺乏宗教史的國度，知識分子有責任去重建道德理想和社會理性。但由於缺乏深刻的思想和堅定的信念，不少中國作家常常在描寫社會現實和個人情感時流於極端現實的淺薄。同樣由於缺乏對同情、憐憫、感激和懺悔意識的孜孜以求，這些作家寫出的文字竟然缺乏最起碼的人性關懷和啟蒙力量。造成的結果是，他們竟無法在人類共同的情感層次上與世界文學進行有效的對話。我在這方面也頗有同感，這也許正是為什麼我和安波舜能一下子就被這部小說的巨大力量所打動並向英語世界的讀者大力推薦的原因所在。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所孜孜以求的是一種珍藏人間的烏托邦式的永恆的愛，它可以超越國家或民族、性別或種族、膚色或語言以及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之間的障礙。儘管這種追求也許是徒勞無功的，但其過程卻是值得我們去為之奮鬥的，因為文學創作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向人們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和極大的美感。我始終認為，我們中國文學正需要這樣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我一直頗有信心地等待著這類作品的問世。

作為以事件為背景的三部曲之一，這部小說的問世無疑將為貝拉的後兩部小說的陸續出版鋪平道路，特別是廣大讀者期待已久的那部被認為是“心靈之書”和“掀起全球文###動”的小說《傷感的卡薩布蘭卡》。此間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據說海外已有22位中美作家和學者聯名呼籲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關注這部小說及其作者，因為她不僅寫下了這部具有較高文學價值的作品，更因為她不只是表達了個人的情感，而是抒發了對人類所經歷的苦難的極大關懷。我相信，隨著批評界和學術界對流散寫作的深入研究，貝拉小說的價值以及她本人的巨大文學創作潛力將越來越顯示出來。

王一川：跨民族婚姻的想象性認同

――讀《9·11生死婚禮》

文/王一川

“9·11”事件成為進入新世紀以來許多新話語的新起點，而在《9·11生死婚姻》中也成了小說敘述與閱讀的新契機：貝拉藉此演繹出一場驚心動魄的跨民族“生死婚禮”。這裡的婚姻確實有跨民族特性。女主人公王純潔（後改名貝拉）雖然出身中國，漢族，但在國籍上可能已經是美國人（或加拿大人），因此她與美國人格蘭姆的婚姻關係不能簡單地稱為中國人（或華人）與美國人的跨國婚姻，而最好具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