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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結婚。由於她同時與多個男人有性關係，最後患了艾滋病，年紀輕輕便離開了人世。燕子的故事與貝拉的故事平行相似（她也有四個男人），只是結局不同而已。但它們無疑都再現了婦女在社會中的真正地位。
總起來說，《9·11生死婚禮》是一部生動迷人的愛情小說，再現了一個分裂的主體，為讀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間，隱含著社會權力結構問題，並在敘述中暗示了一種女權主義的觀點。
王寧：飽含人間真情的悲傷
………讀《生死婚禮》
文/王寧
十年前，我在研究後現代的時代特徵時曾指出，我們所處的當今時代是一個後現代時代，這是一個缺乏文學想象力和浪漫主義情懷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為市場而寫作的美學原則取代了為藝術而寫作的原則。很少有作家能靜靜地坐下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神聖的文學創作事業。人性的關愛甚至在國內受到一些作家和批評家的嘲笑，批評家們不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文學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或者說，我們的當代作家究竟出了什麼毛病？為什麼當代中國的文學新作層出不窮，但其作家卻總是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我想我們有必要首先回答這個問題，即為什麼這種現象會出現在當今這個後現代時代？
也許正如我的一位歐洲朋友杜威·佛克馬大約二十年前所正確地指出的，後現代主義為人們提供了多種選擇，但它不可能出現在中國，因為當時的中國作家還在為生計而寫作。而在現已進入後現代階段的西方社會，作家們則不必關注文學的功利性，因為精英文學早已受到通俗文學乃至網路文學的嚴峻挑戰，文學市場正經歷著空前的萎縮。如果對時代的這種描述算得上準確的話，那麼我倒認為這更適合於作家創造出不朽的文學精品，因為對他們來說，生活在後現代社會無須為日常生計所擔憂，這樣便可全身心地在這一絕對自由的空間致力於文學創作，並有可能為人類文化生產出富有高尚情操和美感的精神食糧。但令人遺憾的是，國內的不少作家恰恰缺乏這樣的審美追求：他們寧願為市場而寫作，甚至瞄準影視導演的喜好。儘管《生死婚禮》的作者事先從未想到過有可能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她卻輕而易舉地同時在商業上和影視界獲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作為讀者，我們絕不可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這部小說的暢銷也使得根據其故事改編的電影很快將在西方上映。我應該說正是小說作者貝拉創造了中國當代文學界的一個奇蹟，而本書英文版的即將出版將更為有力地證明她巨大的創作潛力。
近年來，我一直懷疑我們有沒有自己的浪漫主義作家，但當我於2001年底讀到貝拉的第一本書《遠岸的女色》時不禁感到異常驚詫和振奮，我很快就為她那獨特的漂泊經歷和對文學語言的嫻熟運用而折服，書中充滿了浪漫的情懷和對美的純真的追求。這確實是一種不帶任何功利性的寫作。我當即便確信，儘管她此時並不為國內讀者大眾所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必定是一位有著超凡想象力和充分準備的優秀作家。正如貝拉在完成這部Chu女作時所直言不諱地承認的，“我不是什麼作家，寫作於我是一種釋放，一種圓夢。”確實，正如弗洛伊德當年曾宣稱的，創造性作家就是一個白日夢者；只要還有人類存在，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夢。有些作家擅長於描繪各種噩夢，讓一些有著變態心理的人物出現在夢魘之中；另一些作家則沉湎於不可實現的夢幻之中。但是貝拉卻極為擅長編織各種美妙的夢幻，在這樣的夢境，俊男靚女們陶醉在夢幻一般的愛情生活中，追求著那人間難以企及的目標。毫無疑問，假如我們的時代一旦沒有了夢，我們的生活將變得多麼蒼白！那麼生活究竟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貝拉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向我們表明，她本人就是這樣一個為數極少的白日夢者，或者說是一個有著古典情懷的現代烏托邦的創造者，因為她尤其擅長編織各種烏托邦式的夢境，只有在那裡她才能寄託她對普通人的真誠關懷和對人類未來的純潔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預測很快便為《生死婚禮》不僅在國內以及海外華文圈內大獲成功而且在歐美圖書市場迅速走紅所證實。
我至盡仍清楚地記得，當震驚世界的事件發生時，我正在家裡看電視。我簡直無法相信這一悲劇就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這不僅對美國人民是一個巨大的災難，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場災難。貝拉這位出生在上海、此時已定居加拿大的中國流散作家也為自己的一位朋友以及成千上萬的無辜平民的喪身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她似乎並不十分關心事件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