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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說法就是“僅供參考”了。這是大實話。
第五，新聞釋出會是新聞發言人“主動引導輿論”最主要的手段和形式。但請記住，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是靠新聞釋出會就能“吃飽”，所以勤開釋出會的同時，源源不斷地向媒體“報料”更重要，有時候還要講究點策略，今天給重點聯絡的這家媒體提供點兒“獨家”和“猛料”，明天再找點兒“獨家”和“猛料”提供給另外一家。不要寄希望於所有媒體都會對你新聞釋出會上的“大路貨”大做文章，能在邊邊角角給你對付上一條已經算對得起你花錢、費力開的新聞釋出會了。
第六，新聞發言人總想多塞些“正面宣傳”給媒體，但請注意，不要覺得事無鉅細都能上報上電視就一定是“好事”。正面宣傳會不會產生負面效應還要深思熟慮。我舉了前不久某中院釋出的一則新聞：楊老漢辛酸奔波兩年才終於贏得一場小官司，出於小老百姓對法院的敬畏和感激，給法官送來一面錦旗。這就實在不值得寫新聞大肆宣揚。
第七，新聞發言人往往並不接觸具體的業務工作，要讓自己真正有“發言權”，還得悉心鑽研業務。拿法院的新聞發言人來說，碰到大案要釋出，你對案子即使不能比審判員瞭解得更透徹，但至少要比在場的所有記者都要了解得更透徹。只會照本宣科唸完新聞通稿就喊“散會”的新聞發言人，沒有哪個媒體和記者會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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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後，有多少經濟學報道還敢再拿出來？（1）
2007年7月16日 星期一
中國頭牌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先生應邀來昆明為雲南省領導幹部作宏觀經濟形勢報告，上午我也起了大早，趕去聽講。報告會後，有領導向厲先生推薦我，在先生面前誇我是北大的“傑出”校友。抬愛的結果，是我被邀請與厲先生和夫人共進晚餐。
厲以寧先生名動天下，所到之處身邊都圍滿了人，直到餐後、臨睡前才終於清靜下來。我陪著先生去小花園內散步，幽靜的小徑上再無其他人打擾，我得以就經濟學傳播的幾個問題向先生求教。
隨著財經媒體的崛起，經濟學家成了學者中間最“吃香”的一群人，經濟學家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成為媒體追逐的物件。那麼，作為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對“經濟學家明星化”的現象又怎麼看呢？
厲以寧：經濟學家就是研究經濟的學者，只不過經濟學家作為“智庫”，可能會更多地影響國家和地方的經濟政策，更多地對老百姓的經濟生活產生影響。媒體對經濟學家既不要“捧殺”，也不要“棒殺”。過多地炒作經濟學家，反而會使經濟學界多了些浮躁之氣。有些經濟學家不是對日新月異的經濟現象去作嚴肅的、艱苦的、科學的研究、論證、評估和分析，而是成天想著如何才能以稀奇、古怪、大膽的言論去取悅媒體，這是頗值得憂慮的。
中國經濟學界素以“好鬥”“好爭論”聞名，媒體天性使然也是喜歡“鬥辯”和發起“爭論”的，因為這能使媒體獲得更多讀者的眼球。所以，經濟學界幾乎每一次“論戰”，都給媒體提供了“猛料”。經濟學家之間的論戰越激烈、越血腥、越有火藥味，媒體就越發被刺激得興奮異常，就越發來勁。
厲以寧：學術界的爭論是正常的，沒有爭論也就沒有學術。但是媒體過多、過濫地介入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反而妨礙了經濟學界的學術之爭。有時候，媒體的聲音反而掩蓋了真正經濟學家的聲音，有的經濟學家丟擲的觀點本來不佔主流，卻夾著媒體的熱捧聲音分外響亮，調門奇高。學術觀點之爭往往被媒體推波助瀾演化為人身攻擊，讓人感到很難說是正常的學術討論了，這會敗壞經濟學界的學風。
我這樣理解厲先生這番話的深意，經濟學家研究的多是現實的經濟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學者之間的爭論有助於把問題搞透徹。但公眾並沒有學者那樣的學識素養，如果把經濟學家們在學界內部的爭論意見都不加選擇地端到公眾面前，反而使得公眾莫衷一是，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和發展方向產生困惑。新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經濟學家們在經過廣泛爭論之後，終會形成一定的共識，媒體還是應該多報道這些共識，少報道一些分歧和爭論為好。畢竟，經濟學研究直接關係國計民生。
20年後，有多少經濟學報道還敢再拿出來？（2）
厲以寧：是的。比如，關於人民幣升值，經過這麼些年的爭論，經濟學家們已經逐步取得了共識：人民幣大幅升值對我絕對不利，人民幣小幅升值利大於弊。媒體大力宣傳經濟學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