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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高法院為防ATT過度膨脹，壟斷電訊業，要求該公司將業務分拆為七家公司。Bellcore是這些人們暱稱為小貝爾（Baby Bells）的七家公司的聯合研究部門，它的總監與我聯絡，邀我出任他的顧問。我與貝爾實驗所及其研究與開發部的一些工作人員頗有淵源，但因為彼此是競爭者，素無來往。我欣然接受這份工作。研究總監知道我已離開ITT，並快將成為大學校長，故沒有利益上的衝突，才特地邀我出任這職位。我也欣然接受，眾所周知，在貝爾實驗所工作的都是一流的科技人才，我本是外人，現在卻可親身認識其研究文化和方法，體會是什麼令這家實驗所成為美國最受注目的研究機構。
我有三個月時間深入認識實驗所的研究人員，瞭解他們的目標和困惑，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分析管理上的種種問題。這工作開拓了我的視野，對我日後成為技術顧問也有所幫助。
在評估報告中我指出，研究總監在組織研究隊伍時，須年輕才俊和富經驗的領袖並重，他們在各自的專業範疇內都應是頂尖分子，但年輕專家們都應有創新的意念，他們的研究計劃都需具有長遠的發展可能。其後的發展也確是如此，所有具創意的計劃都日趨成熟，可以推動公司大事發展。可惜的是，管理層得不到所需的龐大資金，不少計劃都要中途放棄。看來，太多鴻圖大計在同一時間推行也可能帶來問題，必須審慎籌劃才行。
結束Bellcore的顧問工作後，我和研究部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也認識了不少朋友，其中幾位，我在數年後設立訊息工程學系時，聘為系內的教員。他們豐富的經驗，大大有助於課程的改進，使學系的學術水平獲得世界確認。
現在想來，遷回香港的準備應該可以計劃得周詳些。在香港時我已知道，重要職位的招聘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其實西方國家的做法也差不多。一家公司如果要找一名行政總裁，通常都是先鎖定目標，試探他轉投的可能性，然後利誘他，說服他接受新職位。雖然公司會出招聘廣告，但只有一個申請者肯定會獲聘，儘管也許有其他人更適合這份工作。
我早就應該知道遞交申請書的結果，也因此在早幾個月前就應該把我們的房子在房產高峰期時賣出，將我們的傢俬全送給別人，住進旅館，無牽無掛地等待回港的一天。
可是，我們的房子是在我們遷出後幾個月才賣出，那時房產價格正在下滑。還好，在賣出房子的三個星期後，房價才跌到了谷底。我們從沒想過申請大學校長職位實如探囊取物，甚至完全忘記了申請這回事，事前全無預算。
在1985年，我曾在德國史圖加特的西門子公司做過一年工，我的兒子初出茅廬，仍住在家裡。他能與我們同住，我很高興，雖然他不算是個愛打理家務的年輕人。女兒明淇在新澤西的貝爾實驗所工作，也在那兒定居。1985年冬回到美國，第一件事便是給美芸安排割除子宮瘤手術。這年聖誕，各散東西的一家人難得在家裡團聚。但未來幾年，我們還是要遠隔重洋，各散東西。
美芸手術康復，立即就要報讀附近Fairfield College的一個春季課程，她總喜歡不斷進修學習。明漳受朋友慫恿，準備在1986年秋季入Brown University，攻讀電腦工程碩士學位。他獲得學士學位時雀躍萬分，曾嚴正宣佈：“感謝上天，總算讀完了。從此以後我再不要考什麼試，我再不要讀上去。”要不是友伴鼓勵，我們身為父母的根本起不了作用，我得感謝他們。
Chapter09 出掌中大（5）
在生活一切步上正軌之際，突如其來的轉變令我不無憂慮，我懷疑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但中大方面時常給我電話、傳真、郵件，甚至派專人到訪，都減輕了我的不安，在正式就職之前，我已在不知不覺中融入大學的生活和事務。
在一個明朗的秋日，我抵達香港啟德機場，就任香港中文大學第三任校長。美芸和我在機上睡得安穩，準備好與前來接機的一眾要人相會，他們包括副校長、教務長、秘書長、財務長和圖書館館長。這是殖民地時期香港的官式禮儀，我們從頭等艙座位起來步向過道，即有禮賓人員指引我們來到就泊在飛機旁的一輛汽車前。汽車把我們載到貴賓室，那裡早有不少人等候迎接，尤其難得的是，那還是清晨時分。室內佈置體面，有足夠的沙發讓大家都坐下來喝茶聊天。與此同時，已有人拿我們的護照去辦過關手續。從貴賓室出來，司機已在等候，我們的行李也安頓在行李箱內。新聞媒體也來了，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