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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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對比批判與解構時已有論述。在批判與解構之間，有著否定與重估、外部與內部、徹底與留有餘地、結構與部件的區別。《吶喊》與《彷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主要是針對它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形態進行否定與揭露。《狂人日記》揭露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吃人”的真相；《孔乙己》《白光》揭露的是科舉制度及社會權貴政權下人的悲慘命運；《藥》揭露的是長期愚化了的民眾對革命的麻木及愚昧；《明天》《祝福》揭露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統治下婦女無助的生活和最後的絕望；《阿Q正傳》則是全方位展示封建統治下農村民眾的思想、政治生活的處境，以及革命的影響；《在酒樓上》《孤獨者》表達的是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先行者的困惑與彷徨；《幸福的家庭》《兄弟》《傷逝》表達的是具有現代精神的人們難以走出中國傳統文化包圍的必然處境……這些批判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在各個方面各種情況下的表現形態。魯迅抓住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生活中折射的映像，深入批判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與沒落，隱約表達了對新的文化形態的嚮往。魯迅在這裡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手段就是揭露。他從社會現象入手，撕開長期被遮蔽、甚至被美化的表面，從而將批判的火焰引燃至中國傳統文化本身。
如果說《吶喊》與《彷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還是“現象—本質”的揭露式展開的話，那麼，《故事新編》則完全避開了中間環節，徑直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物件進行“嘲弄”。這種嘲弄當然不是一般的貶損，它既不是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不能適應時代需求、具體內容如何腐朽反動，也不是揭示中國傳統文化在生活中的表現形態如何可笑與弱智，而是直接指向中國傳統文化存在的荒謬性，使中國傳統文化失去存在的根基，從而將中國傳統文化打入了萬劫不復之中。當魯迅引領我們從造物神女媧的角度看待上古歷史時，你還會覺得那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嗎？當魯迅讓我們回到《道德經》產生的過程中，看到它不過是在關尹喜的勒索下所留的文字，我們還會對之有任何的神聖感嗎？當魯迅帶領我們回到西周初年，跟著老朽的伯夷與叔齊兄弟去避世，我們還會覺得這兩位歷史上的賢者還有何高尚之處呢？當我們跟著魯迅的想象看到莊子被自己的糊塗弄得下不了臺時，我們還會相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類的鬼話嗎？
《吶喊》與《彷徨》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功能及其在不同領域的表現形態所進行的批判，而《故事新編》則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本身所進行的解構，其批判的力度當然更加強大。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如何看待解構中的肯定因素。我們前面已講到過，解構並非簡單、直接的否定，它是將我們日已成形的認識解放出來，賦予物件更多的理解可能性，它是重估。因此，它不僅有否定，也是應該有肯定因素的。在《故事新編》中，魯迅對女媧創造精神的讚揚、對大禹犧牲精神和墨子樸素實幹精神的肯定，對黑衣人復仇精神的頌揚，等等，都給了我們正面的肯定意義。應該說，這肯定因素，正是魯迅思想更加成熟的表現，也說明了這時魯迅的思想與早年傾向西方科學理性精神不一樣，他更加懂得從本民族的文化資源中挖掘出有價值的東西。1930年，他在《〈浮士德與城〉後記》中寫道：“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
這時的魯迅已經能辯證地看待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了。
小說功能：從批判到遊戲
《故事新編》在現代小說中另一獨特的價值在於，它突破了現代小說的“政治—文化”批判模式，在體現文學的遊戲功能方面進行了有價值的嘗試。
我國現代小說的創制，是在新舊文化的交替之際，主要參照西方小說的正規化，經過現代小說家的努力所成形的。作為現代文化的一部分，它與現代文化接受西方科學、理性、*精神相一致，其主流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由於它產生於中國社會激烈的社會變革之際，因此，政治內容和批判方式不但成為當時文化的中心，而且也同時成為了當時文學的特點，這使得中國現代文學整體呈現為批判現實主義風格。魯迅前期小說《吶喊》和《彷徨》的批判意義不消說，它更是直指封建統治的專制與對民眾的壓迫。就這一時期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創作來說也是如此。郭沫若寫於1921年的《女神》，是“五四狂飈突進精神的典型體現。它燃燒著對一切舊秩序、舊傳統、舊禮教的大膽否定和無情詛咒，海嘯般地呼喊著創造與光明，*與進步”。（《中國現代文學史》P83）茅盾於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