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之美--魯迅故事新編 美學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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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魯迅研究的狀況還不至於像卡夫卡研究那麼糟糕。雖然當今對他在文化思想上的研究大於在文學上的研究，甚至有人建立了完全哲學化、政治化了的“魯迅學”；但畢竟我們今天還是可以在美學的領域平靜地談論魯迅的作品，魯迅作品的藝術價值還沒有被完全遮蔽。

然而在這沒有完全遮蔽的魯迅研究中，對《故事新編》的研究卻至少是被忽略的。在不少魯迅論家的研究著述中，談起魯迅的小說，津津樂道的常常只包括《吶喊》與《彷徨》，《故事新編》被有意無意地逐到了他們的視野邊緣甚至“魯迅小說”的概念之外。

一個完整的魯迅是離不開《故事新編》的。更何況，作為魯迅的晚期作品，對它的理解及價值定位是研究魯迅文學與思想嬗變的應有之題。沒有《故事新編》的魯迅，只會讓人更加將魯迅誤讀成一個靜止的存在。

較之魯迅的前兩部小說，《故事新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學與思想文化意義，它是魯迅文學藝術與思想文化觀念發展到晚年的一個結果。

批評深度：從文化現象到文化源頭

上世紀初葉，中國社會正經歷著封建王權統治向資本主義現代*政治的轉型。轉型是必需是，但也是痛苦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民眾日常生活都面臨著艱難的選擇。於是，新道德與舊倫理、西學與國學、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普羅民眾與知識精英、革命與改良……都交織在同一個時空之間，扭結在同一個社會之中。魯迅的《吶喊》與《彷徨》就是這樣一個社會現實在魯迅內心的正面映照。

從《吶喊》到《彷徨》，內容都取材於社會現實，這種強烈的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來源於他的文藝觀念。當初，魯迅“棄醫從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以為“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所以在魯迅看來，文藝不過是“改變精神”的工具而已，目標則是建立“人國”，用西方的科學與理性精神促進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化、並最終實現人的現代化。《吶喊》與《彷徨》所做的，則是圍繞著這一目標，“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

魯迅前期的小說從社會現實入手，正是以他對小說工具功能的理解為前提的，同時，也是與魯迅從社會現實開始著手改變中國民眾的“精神”所進行的努力。要“療救”這個腐朽的社會，則首先要揭示這個社會的“病苦”。

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吶喊》出版於1923年；第二部小說集《彷徨》出版於1926年。兩者相隔不過三年，這也正好為兩部小說在內容上的相近做了註腳。

《故事新編》是他的第三部也是最後一部小說集，出版於1936年，與他前一部小說已相隔了十年。十年之隔，我們不難理解：處於社會思想文化漩渦中心的魯迅，思想觀念與文學趣味將會發生很大變化。事實上，《故事新編》在風格上與前兩部作品迥然不同，正是魯迅思想文化觀念與藝術追求、藝術趣味的變化在作品上的反映。

魯迅小說的表現內容，到《故事新編》這兒彷彿掉了個頭。1922年，他“從歷史採取題材”作小說，如果說開始還只是作者在題材與文體上的一種自我拓展的話，那麼等到中斷了幾年之後的1926年再提起筆繼續創作時，已經完全超出了文體試驗的範疇：魯迅的批判不再滿足於只針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當下的表面現象，而是必須深入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中——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進行批判了。

這一轉換，不僅拓寬了魯迅文化批判的領域，更重要的是使得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評更加深刻——直搗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

在批判深度上，從《吶喊》、《彷徨》到《故事新編》，是向著文化更深刻的層次遞進的。

批評強度：從一般性批判到解構

在批判內容呈遞進的同時，《故事新編》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方式上，因為解構方法的運用，比之《吶喊》《彷徨》的一般性批判更加強烈。

我們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