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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內遺址
城內的佈局，以古水道為軸線分為兩區：一為東北區，殘存遺蹟較少，主要有佛塔及其附近的建築；一為西南區，儲存遺蹟相對較多，除三間房遺址區外，西部和南部還有一些大小院落。東北區的北邊已無遺蹟，東邊殘留四個點，這四個點與斯坦因當年在些考察描述的情況基本一致。在這一區裡，最突出的是佛塔建築，斯坦因編號為LA·XA，現殘高1米，暴露跡象可分為九層：一至三層為夯土築，在第三層中殘留有碎陶片。斯坦因認為這三層為塔的基座，他說在基座之上為“一符合傳統的八邊形建築。”現在，已很難看出其形狀。在第四層夯土中夾雜有土塊。五層以上全系土塊壘砌，在每層土塊間還夾雜10~15厘米厚的紅柳枝。在第六層中有長約1米的方木暴露於外，方木上有卯孔。緊靠塔身右側有土塊壘砌的小土臺，高度與塔身第五層齊，土臺與塔身之間有緩坡可以上下，土臺中橫壓著直徑約30厘米的圓木和一些長方木，似為建築物。
在佛塔南面約60米的土臺上，散佈著許多大木材。斯坦因把這裡編號為LA·I，他在此進行了挖掘，清理出漢文木簡3枚，�盧文木片2枚、木牘3枚，以及漢文、�盧文文書14件。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這裡挖獲了�盧文文書。此外，他們還蒐集到一些絲織品和生活用具等物。我們在這裡除採集到絲、毛織品外，還獲得五銖銅錢和玉髓質、玻璃質各色飾珠，以及來自異域海岸的海貝、珊瑚等。這些物品顯示了早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中繼城鎮的特點。
&；nbsp；&；nbsp；&；nbsp；在佛塔南面土臺南約80米的臺地上，有倒塌了的房屋遺蹟，房屋牆壁系用蘆葦束串扎而成。斯坦因把這裡編號為LA·Ⅷ，他在這裡蒐集到木梳、木碗、銅鐵箭鏃和名色絲、毛織品。我們在此除採集到絲、毛織品外，還獲得玉髓質飾珠和鐵鏃。
在佛塔東面約30餘米處，也有一小臺地，上面堆放著散亂的木材。斯坦因把這裡編號為LA·Ⅸ，他在這裡蒐集到�盧文木牘1枚，日本長澤和俊判定此處為僧房⑧。我們在木材下試掘，發現堆積著黃燦燦的糧食，堆積層厚約70厘米，寬約100厘米。糧食標本經四川農學院顏濟、楊俊良教授鑑定，確認為糜和裸大麥。
&；nbsp；&；nbsp；&；nbsp；西南區殘存建築遺蹟呈冂形，正中的三間房址，斯坦因編號為LA·Ⅱ。從三間房的房基線測得東西長1米，南北寬米，總面積為平方米。其中東西兩間較狹小，中間一較寬大，用兩種大小不等的土塊壘砌，一種為42×23×10厘米，另一種為17×27×10厘米。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在東面的一間小房中掘出漢文紙文書36件、木簡120枚⑨。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在此又獲得了許多漢文紙文書和木簡⑩。我們清理時，東面這一間編號為F1，發現紙文書一件和一些絲、絹、棉布、波紋錦和小陶杯等物。
三間房的東西兩廂房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紅柳枝作夾條、外塗草泥的牆壁建築，西廂房的大小框架至今猶存。斯坦因把這裡編號為LA·Ⅲ，他在這裡獲得了大約37枚漢文木簡和2枚�盧文木片等物。東廂房可見大木框架、散亂木材和紅柳枝牆壁，在大方木上我們發現了紅色的漆皮。三間房東北面，在斯坦因編號為LA·Ⅱ·Ⅵ·Ⅶ的地方，東西並排兩個房間，隔牆用土塊壘砌，在這兩個房間的前面，斯坦因在民國3年（1914）曾掘出“許多有價值的寫在紙上的漢文文書和兩片粟特文文書”。我們在這裡重新進行了清理，編號為F3，發現木簡1枚，以及骨鞘、毛布和毯殘片、麻鞋、破毛袋、棉布、墨綠色絲絹等。
三間房西廂房之西，緊相連線的同一臺地上，有一片垃圾堆積，主要為蘆葦稈和廄肥。我們在此開探溝一條，編號為T1，長2米，寬米，西南深30厘米，東北深80厘米。探溝中出土木簡一枚，以及方格毛布、棉布殘片、毛繩、毛帶、殘漆杯、木梳等物。
&；nbsp；&；nbsp；&；nbsp；在三間房西約35米的地方，是一大片垃圾堆，橫寬約30米，縱寬約15米，最厚處約1米，東南邊與西廂垃圾堆相連。斯坦因把這裡編號為LA·Ⅵ·Ⅱ。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在此挖掘，獲得了最豐富、最重要的收穫，“其數量最多的就是寫在木頭上和紙片上的漢文文書，我當時數了一下，約有170件，其中有121件發表於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