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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已規定的撤職、降級、調職、記過這四項外，再加一項最輕的處分——警告。毛澤東解釋說，這樣，很多小貪汙分子（約佔全體貪汙人數的70％上下），只須給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數小貪汙分子減輕對抗情緒，利於團結改造”。
不久，毛澤東在給陳毅的一份電報中又提出：“中央正考慮不單是50萬以下而且是100萬以下的所謂貪汙分子，一般不算作貪汙而算作佔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脫更多的人，便於教育”。同日，毛澤東告訴周恩來，百萬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脫，發一指示。3月1日，李富春送給毛澤東一份報告，是關於起草處理貪汙分子和追贓的規定。毛澤東當即批示周恩來酌處，並說“還要寬一點，富春說得還太嚴了。”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節委起草了《中央關於三反中處理科學家、學者的問題的指示》，其中提出：“三反斗爭中對於這類有用的專門科學家和學者的處理，應該以思想改造為主，對於解放以前有貪汙行為者，均作為思想問題來解決。對於解放以後有貪汙行為者的處理的方法，必須事先經市委批准，以免造成偏向。”此稿送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在“必須事先經市委批准”後面又加上了一句：“有些人須經省委或中央局批准。”
處理人一定要審慎，必須克服和避免濫捕亂抓，這是“三反”運動後期毛澤東一再強調和堅持的。3月29日，毛澤東親筆批示向全國轉發上海市委在“三反”中嚴格執行各項紀律的經驗。上海市委的經驗主要是：（1）本市各機關團體，如欲逮捕“三反”中有關人犯，必須經市委批准，交市公安局與區委聯絡後依法執行。中央及華東各地在滬各單位，則須經華東局批准後，與市委接洽辦理；華東以外各大行政區所屬各單位，除經當地最高機關之批准外，並須來市委接洽辦理。（2）無論本市外埠任何機關團體，如因“三反”須傳訊本市有關人員，須經市委批准，再與區委聯絡後，由公安分局以傳票傳至公安分局訊問，對被傳之人，未經補辦扣留手續，不得扣留過夜。（3）關於“三反”中退贓、追贓問題，華東局已有指示，其中所示退贓、追贓方式是完全正確的。但上海目前正處在“五反”時期，不宜由各單位徑自進行追贓，無論本市外埠任何機關團體，凡須在本市追贓時，必須攜帶材料來市增產節約委員會聯絡與接洽，由其斟酌情形，分別先後，予以查明核實，再將結果復告有關單位，至於被追出之贓款、贓物，則該處統一交存人民銀行，對收贓、存贓等有關“三反”人員之調查訊問，亦應即日停止。（4）凡因“三反”追贓而須將私人資財加以凍結、扣押，或對私人產業加以查封、沒收時，一律必須經市增產節約委員會批准後，由軍管會軍法處或市人民法院依法執行。
“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12）
“三反”進入追贓、起贓階段後，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現為：無根據起贓，如在鞍山鋼鐵公司，有的單位沒有確鑿證據就去起贓，結果引起爭吵，被人家罵了出來。逼贓，迫使家屬承認。一些單位為了完成追贓指標，逼家屬變賣田產；蘇南一鐵路機關在追贓時，工作人員從貪汙分子家屬手上、耳朵上拿去金戒指和耳環，引起在場群眾的極大不滿。有的單位起贓時，事實上已沒有原物，而非要原物不可；有的單位沒有金子也非要起出金子；有的甚至將私營工廠機器上的馬達作為贓物拆下來，導致工廠停工停產。在北京市，有的單位接收的“贓物”有破鋼筆、舊手錶、甚至破爛衣物等，既無經濟價值，又造成了不良影響。還有的地方和單位把嫌疑人家中的馬、牛、羊、豬、雞等牲畜捉來，趕到市場上拍賣還贓款，等等。
上述這些現象，同樣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在批示轉發了上海市委在“三反”中嚴格執行紀律的經驗後，很快又批轉了武陟縣的經驗。武陟縣在“三反”運動進入追退贓物階段後，及時釋出了《關於追退贓物的幾項政策規定》，要求各單位在追贓退贓時，一定要注意掌握以下幾條原則：“現存贓款、贓物，立即交出；不便於立即交出者（如投資尚未結賬等），可先交證件；原物已消耗者可登記，開清單，確實揮霍掉者，本人申請，群眾評議，聽候領導處理。追贓中不準損傷他人（如親屬）財產，更不準封門，停業，不準逼供等。”毛澤東在武陟縣的報告上寫下批語：“此件很好，請各級黨委一律照辦。”
5月4日，中南局向中央報告，許昌專區向農民幹部出身的貪汙分子實行追贓時，直接派人到農村強迫家屬拆房賣地償還贓款，影響極壞，有損無益。為防止再發生這類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