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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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要一個家庭持續節省、儲蓄15年（假如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約等於教育費用增長速度）。由此可見，解決

教育貸款問題幾乎可達到住房貸款對經濟增長同樣的刺激效果：讓子女拿他們未來的收入（人力資本）為自己的教育投資，讓年輕的父母

更多地享受他們今天的收入。當然，教育貸款與住房貸款在操作上確實有別，因為房屋本身是住房貸款的直接質押物，而教育貸款則並無

質押物，而是以學生的人力資本為質押（無形資本）。因此，教育貸款更需要法制的支援。

住房貸款、教育貸款、退休投資存款等型別的證券（這裡，我們把所有保證在未來某個時間或某種條件下支付現金的契約稱為“

證券”，包括貸款、保險合同等），其作用都是幫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齡時段的收入進行配置（要麼把未來的收入提前消費，要麼把今

天的收入推遲到未來消費），以期讓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齡時段的消費盡量平均。這些靠未來收入支付的貸款在一定意義上可看成是人力資

本的證券化。當沒有住房貸款、教育貸款時，居民們就無法合理地配置其一生中的消費安排，可能在40歲之前無法消費、必須存錢，而

到快要退休時可消費的錢又相對過多。因此，如果沒有這些針對居民的金融證券，不僅不利於釋放整個經濟的內在增長動力，也無益於居

民一生中的總體福利。

另一類對消費者有直接意義的證券是“保險”性質的，比如，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災難保險等。當這些保險性證券不存在時，

即當居民們無法事前“購買”這類證券時，居民們就只能透過“最大限度地儲蓄”來自保，這必然使他們在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費之外不

敢有任何其他消費願望，這就會阻礙經濟增長。以失業保險為例，如果張三夫婦在40歲時失業而且從此再找不到工作，但他們一家未來

的生活費、教育費等可能是50萬元，那麼如果真的如此，他們未來的花費從哪裡來？—儘管這或許是小機率事件，但一旦發生，其後果

對張三夫婦來說不堪設想。於是，為了規避這種小機率事件，張三夫婦可能從結婚後就開始，不得不處處節省、儲蓄。但是，如果透過每

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分（比如3％），張三即可買到全額失業保險，那麼他一家就不用再去以儲蓄來規避那些機率小但後果惡劣的風險事

件了。

在四世同堂的傳統中國社會里，人口流動少，眾多家庭組成的“大家族”不僅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單位，而且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互

助共同體。大家族中只要一家有天災人禍，其他成員都會籌錢相助；當一家要蓋房屋時，其他成員也會盡力提供貸款；養老自然由子女負

責，而當子女無能力支援父輩養老時，大家族中其他成員也會出力幫助。因此，“大家族”作為一種互助共同體，基本提供了失業保險、

醫療保險、災難保險、各類信貸等。當然，不管一個家族有多大，有錢的家族畢竟是少數，能夠提供的保險和信貸會非常有限，特別是當

多個成員家庭同時發生天災人禍時，這種互助共同體會隨時破產。所以，這種傳統安排的效率非常有限，風險承受能力很小。

20世紀之前的美國跟傳統中國有許多類似之處：多數人以農為生，“大家族”也起著經濟互助共同體的作用，政府基本不提供

任何養老金、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災難救濟，只有一些民間慈善機構提供有限的補助。但19世紀的工業革命、鐵路交通的發展慢慢改

變了美國原來的社會結構，人口流動大增，為了就業一生中可能搬家數次。於是，到20世紀初，以家族為基礎的經濟互助共同體開始瓦

解。20世紀30年代初的經濟大危機更是把這種瓦解所隱含的問題暴露無遺：在新的社會結構下，老百姓的收入安全怎麼保障？193

5年透過的《社會安全法》則是聯邦政府的第一次回應，該法案授權成立“社會安全管理局”和“社會安全保障基金”，其目的是：（1

）為老年人提供退休養老金，（2）為殘疾人提供生活費與醫療費，（3）要求各州政府為公民提供起碼的失業保險。1965年透過的

《社會安全修正法案》又補充了一項：為貧困的老年人提供醫療保險（Medicare　和　Medicaid）。社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