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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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往事 幫媽媽去抓藥（這是1968年春的事）

春的腳步一天天地近了，寒氣還是襲人，等不及的小草偷偷冒出綠芽；我們家的生活，並沒有隨這春天的到來而改變，反而在這溼潤的倒春寒中，醞釀更痛苦的事。媽媽的身體是一天比一天差，再加上那無情的批鬥會，身上的傷痕更多了，殘酷的社會無情踐踏了的媽媽，使她疾病纏身。媽媽擔心這傷不及時治會成老傷，要我們屙的尿用茶缸裝起來給她喝，說這樣能治傷。

我看著媽媽，媽媽喝下我們屙的尿，心裡有說不出的苦啊，好像有一種刺鼻的在盪漾。那時，我真想叫媽媽不要喝，卻又講不出理由。另外有一件事就落在我身上了，媽媽帶我去一醫院抓了一次藥後，我就每一次帶著弟弟到十五里的鎮上（職工醫院），帶上一毛錢去幫媽媽去抓藥（中藥掛號五分，西藥掛號五分），每星期跑兩趟，把媽媽的病情跟醫生說，吃了那一副中藥更好（那醫生姓李，四川人。有時會找姓賴的醫生，江西于都人。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就是找他們。他們都基本瞭解我媽媽的病）。當時我就知道了很多中藥名字，像生地和熟地，其實是一種中藥，熟地是深加工了的，媽媽怕寒就要用熟地，當歸要加制才能用；媽媽中藥里加川牛漆比用淮牛漆好，媽媽身上都是外傷，特別是媽媽經常被他們踩扛等等。

有一件事讓我很尷尬，就是幫媽媽看病抓藥要報成份，而且是必須要填的。當時，媽媽也沒跟我說，我也不會說媽媽是特務婆，媽媽在醫院做過，都是他們填。

我們兄弟倆每次踏著幽靜的山路，中午都不在鎮上吃飯，要回來吃。當時，我也只有六虛歲，弟弟才有四虛歲，來回就是三十里地，每次都在下午三四點鐘回來。每當我們回來的這天晚上，媽媽煎藥時，她會長久注視著我們兄弟倆，那辛酸的淚花總在媽媽的眼裡轉動，或許媽媽看出我們寂寞的童年，想著我們悲涼的童心。媽媽她真忍不住時，就會轉過身去。過一會兒，用手撫摸我們的頭誇我們懂事，也算是鼓勵。媽媽在這些事面前，很少在我們面前流淚。這一走，我就走了三年（弟弟大概跟我走了半年多），命運就是這麼捉弄我們一家。

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我獨自一個人在這山路上行走，聽著那土蟬孤寂地鳴叫，好像他的聲音穿透整個山。一種幻想就會襲來，想媽媽吃了我抓回的中藥，病會全好。這樣，往回趕都有種輕飄飄的感覺。童年的我一般不跟其他孩子玩，怕他們罵我是“軍統特務崽”，同時會有種羞辱、惱怒，可我既不能辯解又不能抗議，心中留下了冷冷的陰影。

我們就這樣走，看著山邊的花兒開，她們開得格外的美；春天的天邊，殘留著一抹淡淡的霞光，我們又看著花被風輕輕地吹落，灑得滿地都是。我們看到月芽兒還是鉤形，但好像她很快豐滿起了，從山脊的一側露出臉來窺視我們，皎潔的月光普照著田野，又像是想盡力去捕捉人間的一切。

後來，在媽媽離去逝的最後一個月裡，我跟媽媽的交談中得知，當時媽媽沒有（*）虔誠地接受批判，祈求脫胎換骨靈魂淨化，就像她唱毛澤東的《井岡山》一樣，“我自歸然不動”，他們認為我媽媽的態度更加極端惡劣，使之受的毒打更重。就是這樣，媽媽心裡還是無限限忠於，而為之“守節效忠”。這種不清的“曖昧”，現在想來可笑。媽媽對一些被“打倒”，或成份不好的人，違心地表現積極討好的樣子說像“小丑”。在她最後的日子裡，她恍然若有所悟地說，這是一種自我保護，讓自己少受點罪；媽媽說她那時要是會自殺，“我一定會高呼毛主席萬歲，從沒有對毛澤東存有任何懷疑。竭力說服自己去承受種種侮辱，愚蠢地相信毛主席會派人來解決問題。”　我笑媽媽當時自作多情，是“我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媽媽聽了也苦笑。媽媽說，他們當時並沒有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而是想慢慢來折磨我，汙辱我。媽媽那時雖然受了很多委屈，還虔誠地相信“*”的正確性，是毛主席一手發動的，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之後，給劉少奇昭雪才恍然大悟。媽媽也從一個無神論者，轉向相信寺廟的神，說寺廟裡的神不會騙人。她嘲笑自己當時太幼稚中毒太深，沒有大人（上一輩）教，倔強地相信“領袖”和“真理”。媽媽到了此時，人生的最後一個月，好像恍如大夢初醒，徹底悟透了人生。媽媽受唯物主義教育了幾十年，最後還是成了一個泡影，我不敢說是一種覺醒，但想來這是一種諷刺，正如媽媽嘲笑她自己一樣——幼稚。

媽媽微笑地笑著我，我調皮地跟媽媽做了個鬼臉。媽媽病重地靠在床上說：“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