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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媽媽綿延起伏的山峰緊緊地圍著我，一般這三十五華里，我要走上六個小時，才能到達爸爸哪裡。冬天的寒風肆虐地吹著我這瘦弱的身子，臉和手都覺得有些麻木。
進了大山谷，大概走了五華里的路，碰到了B林場的人做了一輛新水牛車，去搞什麼獻禮。哪大水牛的頭上戴了一朵大紅花，大約有五六人坐在牛車上。他們見我一個小孩子就走了十五里的路，指指點點地說，我知道他們是說我，靦腆低下頭走自己的路。
他們走過，我突然記起這牛車我在那兒見過。走了好長一段路，我想起是在夢裡。就是爸爸趕著馬車來見我們，後來媽媽病重，住進了醫院。也許就是這牛車加深了我對哪個夢的記憶。
鳥兒在樹枝上喳喳地叫，偶爾走出背陰的地方，感覺這陽光明媚，好像旅途的疲勞也消散了些。
在中午時，走到一個村落邊，遠遠地就能聽到狗叫。這時，我會感覺疲倦和飢餓，好像這藍布書包裡的米，也變得越來越沉。但我還得苦撐著走三里多路……我還靠一種幼稚的、天真爛漫的遐想，鼓勵自己。有時也會感覺太苦，而偷偷地流下過淚，叫淒涼的感情佔據著我的心。
眼前哪座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大山，時時在眼前，但前面的路又在彎曲中看不到很遠。伴隨我的只有哪流水的聲音，一種難以言狀的痛苦，壓在我幼小的心上。想到一個人能走這麼遠的路來看爸爸，臉上又會浮現出自豪感。
我知道我是爸爸、媽媽傳遞書信的“使者”。一股情況我都是第二天吃完午飯，就返回到媽媽身邊。
身邊，沒敢跟媽媽說，怕她下次不叫我去看爸爸。
這樣，我從六歲至九歲的三年多，可己計算里程就超過了二萬里。在這個時期，應該說我的“長征”創造的兩個之最，就是年齡最小和單獨一人，在大山裡走完的最多的里程的“長征”。從不到六歲，一星期要走兩次醫院，幫媽媽去抓中藥，一趟來回就有三十華里；另外還要去看父親一次，一趟來回七十華里，還要躲民兵或紅衛兵的追捕。那時人的思想覺悟真高，高到不通人情，回想起來好像有那點殘忍。不過我現在還弄不懂，這文明的社會是不是對我是一種“摧殘”，可不管怎麼說，我為“生長在紅旗下”增添了色彩。這種“長征”雖不能說是值得驕傲的，但我為父母親做的，己超出了那時同齡人能做到的。正可謂：
雄關漫道蟬鳴聲，觸撥童心父母情；
萬里行程步當馬，六歲獨行淚暗生。
你說，這時我還想寫什麼？只有山靈的美和媽媽體貼，微妙地相互呼應，交織著我童年成長的夢。我並不想去描寫這社會連續不斷的醜惡，以及各種惡劣的、無恥的野蠻當成人類的精神財富。但現在有人卻想弘揚這種人整人的精神，而不是對這種人所共知的這類現象深惡痛絕，我覺得是可怕的！
（十九） 往事 “被捕”
（這是1968年冬的事）
好長一段時間天都陰霾沉悶。天氣陰冷，偶爾下的雨裡，還夾雜雪花；有一天下午，一霎間的工夫看見太陽，哪誤入歧途的陽光，從陰霾裡出於好奇，窺探了這群山環抱的大地，像閒極無聊地窺視人間，叫人覺得有些彆扭。
這夜裡（大概是快要過春節了），我們一家（爸爸在B林場管制）在木棍和草搭的廚房裡吃晚飯，有三個帶紅袖章的女的，在挨家挨戶割資本主義尾巴，就是一家只能養三隻雞，超出得都要沒收。我們家也養了三隻雞，那可不行，這是貧下中農的待遇，硬從我們家抓走了一隻（這三個女人裡面，姓龍的老婆尤其囂張，並動手打人。這女人姓羅，59年上海來的，在上海做過小保姆，算是出身好。我在《月滿》一文中提到過她）。
媽媽說她們這等於是搶。這可不得了，說我媽媽想反攻倒算，又拿得去批鬥。這說是拿去批鬥，也不過抓去痛打一頓，這種野蠻革命把文明嘲弄，無疑培育了一代暴徒。我那時見到帶紅袖章的人，就懷著一種恐懼感，無法從腦海裡去除那瘋狂的兇殘。
我那時深感這夜特別黑，黑得叫人感覺有些空蕩蕩，好像總感覺聽到他們的腳步聲。河對面的三棟樓裡關的人也越來越多，我並不知道這時社會殘酷慾望變得如此瘋狂。
過了幾天，媽媽要我去B林場看看爸爸，每次媽媽都送我走進山谷。淺淺的水溝裡依舊飄起寒氣，隨著潺潺的流水聲，皺皺的小水波，叫人覺得這裡有種難言的陰森與寒冷。
當我正要進B林場的大山谷時，大約是早上八點多鐘，媽媽單位上的兩人追上來，對我進行盤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