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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下來。當局與日本中止“外交”關係之後的一年又七個月——一九七四年四月，連日航和華航的班機也宣佈停航，“所有日本的飛機和航空器均嚴禁飛越‘中華民國’飛航情報區，否則視同不明飛行體處理”——直到“老頭子”去世，方始恢復。
“然則這些同那《肉筆浮世繪》又有什麼關係？”我忍不住問道。
“這就得從另一頭說起了。”駒正春氣定神閒地啜飲了第三杯，道：幾年前東寶電影公司清倉，準備實施物流作業管理電腦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為不知如何分類而閒置的書本、圖籍等文獻資料。之所以不知如何分類，乃是因為有些資料純供道具使用，作假亂真；有些非但是真品，還具有古董價值；有些在兩可之間，卻是某導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來；不論怎麼說，都是文化財。其中就跑出來這麼一本《肉筆浮世繪》，是明治年間刊行的一部集畫畫冊。倒不是什麼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電影的人持之必有用處，因為畫冊中的許多幅繪圖雖然可說是‘春宮’，然而畫工們工筆精繪，十分講究背景細節。倘若要拍時代劇，大可以參考摹擬，非常好用。
“不過，此書扉頁上隨筆寫了我的名字、電話號碼和辦公地址，這就讓東寶的人不得不審慎從事了——萬一書的所有人是‘駒正春’，如果擅行處置，則有竊占他人財物之嫌。於是他們派專人據址查察，發現我已經調了差，人在臺灣高雄，只好暫且擱置。直到我重回外務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書。這是前年的事了。書，當然不是我的，可是書中玄機卻喚起了我的記憶——我相信高陽兄也一定會有興趣的。”
此後，駒正春再也沒往深處說什麼了。我微覺其意：該知道的，都在《肉筆浮世繪》書中。當下不必細表，閒說了些清酒溫飲的好處以及釀製的講究，又相約次日共赴東京時得同去一部東寶出品的名片《魚河岸的石松》背景實地吃魚喝酒。不知是否我不勝酒力之故，接下來只記得一個話題，便是那富田利明與駒正春告別之際，駒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帶行醫，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國人奶水長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將中國姓名賜告呢？”殊不料對方聞言而凝咽良久，最後竟以日語答道：“既是個逃家去國之人，哪裡還能稱名道姓？多少年來、多少年後，我便只是富田利明瞭罷！”
走筆至此，本該直說那《肉筆浮世繪》機關；然而是夜與駒正春臨別一景，不可不隨手一記。不過彼時應已爛醉如泥，所聞所見都如一夢，竟是寫到當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真幻難辨之感。
駒正春會過鈔，同那著和服的美婦又行了個近九十度鞠躬禮，踅回小室來，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幹線去東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陽兄也不必特意尋我，總之在東京車站自有人替你打點囊，高陽兄只須看顧‘它’便是了。”所謂它，指的當然是我座下那本書了。我諾諾應之，掀開蒲墊和榻榻米，果見下藏一屜，屜中是一冊一尺二寸長、一尺八寸寬、厚達兩寸有餘的硬紙裹布燙金題簽的《肉筆浮世繪》和一古紙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車票。好容易自緊仄的暗屜裡摳起書角、捧入懷中，只見駒正春袂影翩然，已經在店門口的染布酒帘兒之外，我踉蹌趔趄，疾步趨出，只見屋外長巷迤邐、明燈熠耀，卻無半抹鬼影：霎時間頗有《禮記·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的蒼茫踟躕之感。再回店中，那美婦一仍笑靨相迎，可是怪狀又浮現了：先前那間“審容膝之易安”的閣中之閣居然倏忽不見了，只原先在我身後的闌干還在、梯間亦無異狀——唯闌干上所貼的一張想來具有“雀舌”作用的紙條則已被人撕去。小室所在之處竟成了一片平曠的地板；環顧店中景況，似乎又與前夜和大春同來時所見者並無二致了。這個小小的插曲應該不只是身為伊賀忍者的駒正春特意賣弄其“崩樓技”的身手而已罷？我信步踱出，在寒風裡踽踽而行，越苦思窮究箇中奧旨，越覺得此行隨緣而遇、隨遇即滅的遭際一如《舊庵筆記》所謂“崩即崩耳”的境界。或許伊賀忍術之特別注重“滅跡”手段自有其務實目的——比方說：今夜如果有人躡循而至、拍下了駒正春與我密談的照片，如此一“崩”則顯象皆幻，又有什麼證據能指稱這密談曾經真的發生過呢？——不過，對我而言，即使作這樣的推測亦屬妄想。在漫步回旅館的途中，我幾度回頭，欲尋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確認那閣中之閣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啞然失笑。說起來，正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想，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