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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勤康樂隊到臺灣。未幾，該隊便改隸“國防部”總政治部，成立康樂總隊，龍芳是為總隊長。從改隸、擴編到任官，可以說全是“太子爺”身居幕後、一手促成，隊中上上下下——包括廚丁車伕在內——通通都是情報人員；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娛娛人的歌舞演員所事者充其量可稱之為“文宣工作”，實則他們正是“太子爺”效法戴笠所栽培出來的耳目。
龍芳之所以會投身電影界，有兩個背景。其一，早年政府旗下最重要的電影機構——“中央”電影製片廠（後改為公司）——的董事長、常董，皆與“太子爺”所親近的領導人物有關，如王新公（衡）、馬星野、戴安國、俞國華等。此外康樂總隊本身也拍過些載歌載舞的所謂“康樂片”，頗受苦無視聽之娛的軍士們喜愛。龍芳遂知此中學問大矣，乃向“太子爺”自薦，願“常在電影界效力”。
他的確不是因為看上了銀幕所敷衍的浮華聲色而自甘絕意仕途、成為影人的。務實其說，龍芳自一九五五年出為臺灣省新聞處電影製片廠廠長伊始，就肩負起“吸引華僑投資、拉攏海外人才”的任務，也看準了電影之為一種潛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響力。一九五六年拍國、臺語雙聲帶的《炎黃子孫》，請京劇名伶戴綺霞演一名化解小學生之間省籍爭執的女教師、最後下嫁草地郎。雖然是個說教故事，在當時，還的確以簡化的方式紓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間的緊張衝突。一九六二年，龍芳更籌拍第一部彩色劇情長片《吳鳳》，目的自然還是宣揚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龍芳特別從香港請來了大導演卜萬蒼，起用在地新人張美瑤，攝影師山中晉、燈光師關川次郎皆自日本禮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沖印，可見其大手筆。連香港電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說：“龍芳我佩服，他比電影人更像電影人。”這句贊，語帶玄機。其實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龍芳“一日特務／終身特務”的根骨，拍電影、乾製片，都是為了情報工作。
如果把駒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龍芳的背景上一核對，自不難勾勒出來一些隱情。一九六四年三四月之間，龍芳在沒有知會任何媒體的情況下隻身赴日近月，返回後則對外說明：是為了和日本東寶電影公司談合作，出借張美瑤拍一部叫《東京紅杏》的諜報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終於在同年年底拍成，不過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薔薇》。雖只易“東京”為“香港”、改“紅杏”為“白薔薇”，但是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事卻完全不同了。當年龍芳受香港電懋方面託付，要我改編郭嗣汾《紅葉》。龍芳當時正忙著整治行囊，電話裡匆匆交代兩句，並囑：“未必要忠於原著。”人便去了日本。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諾，一言既出，便不會“片兒湯”。遂於匝月間把《紅葉》劇本大綱趕出，算好日子，俟龍芳一回國，大綱便寄到臺製他的辦公室去。不出兩日，他翩然而至，出現在中華日報樓下的會客室裡，要言不煩地說：“《紅葉》沒問題了，秦羽他們搞了個審查小組，人人都說精簡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說著，從上衣內袋裡掏出幾張手寫字紙來，上書“東京紅杏故事大綱”八字，接著道：“你給看一看，這，成不成？”
坦白說，故事細節如何，我連一個字都不記得了。只依稀知道是個女間諜誤陷“共匪”網羅的故事。我一覽之下，只給了個一答一問：“糟透了。你寫的？”
對於我的問題，龍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卻十分凝重地說：“再糟也得拍，只有拍出來，眾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論。”說完這話，龍芳便起身告辭——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過了一個多月，他和電懋老闆陸運濤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機空中爆炸，屍骨無存。
可是這位在東京待了將近一個月的“神秘人物”畢竟非等閒特務。一抵埠，他便透過東寶公司劇務系統的關係，找上了出租汽車工會，再循線尋著富田利明，遞上了“李綬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車，作了為期十天的明察暗訪。據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這位始終未曾自報姓名的“神秘人物”在東寶公司要員的陪同下，幾乎是一步一腳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數月前大陸“油壓機械友好訪問考察團”的行腳所過之處，每有人問其所事，便以“拍攝映畫”、“勘察實景”為辭，連東寶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龍芳到底查到了什麼？連日日充任司機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直到飛機爆炸訊息傳出，臺灣方面——應該就是老漕幫一系人馬——給他寄了一份剪報，上頭赫然刊登了龍芳的照片。富田利明也才據之對駒正春提出了警告。此後一切歸於沉寂，此前所拼湊成形的一些梗概輪廓也隨時間之消逝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