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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看來，這折磨應該只是過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開了自己一個悲哀的玩笑罷了。但是李綬武顯然並不這樣想——對他而言，家父爾後如痴成狂地鑽研戰爭史料的這份療傷工作只不過是一個更長遠的謀略的一部分。
《中國曆代戰爭史》是一個規模龐大、卷帙浩繁的計劃，即令集結數十百人之力，也很難在可見的時日之內克竟全功。然而，家父從上班的第一天起，便只一個人、一張木質辦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板釘成的檔案架、一隻由炮彈箱改裝的地圖卷軸桶、一疊十行紙、一杯茶和一個傳令兵——傳令兵不傳他的令，傳的是“《中國曆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的令。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從未露過面，家父只知道李綬武是委員會的召集人——召集人也從未露過面。露面的只有傳令兵，他每隔幾天會抱進一大疊少說有尺把厚的資料來，請家父簽收。所謂“資料”，就是各式各樣的白紙黑字。大多數的內容可以稱之為“斷爛朝報”式的考古文獻，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統形式的分類或序列出現。比方說，家父頭一天領到的第一和第二號兩份資料分別是這樣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蹇蹇錄》謂：‘當國運死活迫於眼前之際，北京政府徒逞黨爭，如此兒戲之譴責，使彼不得斷行其計略，並免除其責任。李鴻章之不幸，實可謂中國政府自殺其國家耳。’”“英王至潁州，欽差大臣勝保勸之降，英王不從，乃檻送北京。未至，奉詔就途中殺之。遂於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衛輝府之延津遇害，時年才廿六耳。英王眼下有雙疤，有‘四眼狗’之別號，驍勇富謀略。忠王聞其死，嘆曰：‘吾無助矣！’”家父的職責便是把這兩條沒頭沒尾的文字抄錄在十行紙上，並依記憶（其實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別將之歸入“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和“太平天國諸役時期”，然後個別收入一個墨綠色馬糞紙製的檔案夾，放在合板架上。家父永遠不會忘記：他在上班前四天裡一共處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號資料。
就是以這樣穩定如恆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歸檔的資料在四萬六千八百條以上——這是以每日處理一百五十條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數字。在將近十八萬四千條以上的資料入檔之際——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滿四年的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出生，第一個傳令兵退役，家父則透過了委任級公務人員資格考試，並且注意到有兩條不知在什麼時候隨其他資料一同混入，卻始終難以歸類的文字。一條是這樣寫的：
“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輪勿往遊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局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沒有督撫提司，各國毋庸驚疑。助餉金二十萬兩□□輪空獨力發之。參見《中央日報》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另一條的內容則是：
“致遠艦久戰之後，船傷彈盡。管帶鄧世昌念己艦不能全，當與敵共碎，謂大副陳金揆曰：‘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艦，則我軍可奪其氣也。’遂鼓輪向敵吉野艦猛衝。未至，過定遠艦前，適撞及日方射攻定遠之魚雷，鍋爐破裂，艦身左傾，頃刻沉沒。□□輪空斷首於磨盤洋，非戰之罪。”
這兩條文字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後變成黑底反白的字樣，從家父的電腦螢幕裡一行一行地閃熾出來。老人多皺褶的臉上也映得異常亮了，他用鼻子“哼哼”了兩聲，道：“其實我原先也沒看出來。”
之所以無法歸類入檔，乃是因為這兩條文字的內容皆有難以解釋的矛盾。在第一條裡，自“上海製造局”到“毋庸驚疑”為止的一整段，原本是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八國聯軍之役以後，由盛宣懷策劃與各國領事簽訂的《東南互保章程》九款之中的第七款條文。照說應該併入八國聯軍檔中，然而接下來的兩句渾然與聯軍之役無關，且其間更有“□□”狀之脫漏，更使文義看似全不可解。
第二條的情況也極類似：從“致遠艦”到“頃刻沉沒”為止的一整段，原本說的是中日甲午之戰的片段。可是在脫漏了兩個字之後居然出現了東海海域的磨盤洋，而非甲午海戰爆發所在的黃海。
家父最初的推測是那“□□”二字也許是某艘海船的名字，這完全是因為在兩條文字中都出現了“兵輪”或“致遠艦”、“吉野艦”的緣故。然而對照起下文來，文句根本不通，文義自然也就不得而解。
直到某一日，家父忽然心血來潮，跑了一趟當時位於植物園裡的“中央圖書館”，把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一號的《中央日報》影本調出來，仔細搜尋半天，終於讀到了這麼一條不太起眼的訊息：中央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