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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膜中的紫色怎樣感光一樣奧妙。當頭腦每次和其他有關的知覺器官脫離聯絡，從事所謂“抽象的思維”時，當每次離開詹姆斯（W。 James）所謂知覺的現實（Perceptual reality）而逃進意念的現實世界（The world of conceptual reality）時，它的活力消滅了，人性也消失了，也退了。我們都被一種錯誤的見解所困惑，以為靈心的真真功用便是思維，如果我們不更正我們對“思維”這個名詞的錯誤觀念，我們一定會在哲學上造下很笨拙的錯誤。當一個哲學家走出他們的書房，會觀察市場上的往來群眾時，這個錯誤的見解一定會使他感到幻滅，好像思維與我們日常的行為是很有關係似的。
已故的羅賓孫（Jameas harvey Robinson）在《創造中的靈心》（The mind in The making）裡，曾經想證明我們的靈心是怎樣由四個基本階段而產生，他以為人類的靈心，是由於動物的靈心、野蠻人的靈心、孩童的靈心和傳統的文明人的靈心漸漸產生出來，現在還在這四個基本階段上進展著；他同時又更進一步說，如果現代的人類要想把文明繼續發展下去的話，我們還須產生一個更善於批評的心。我的思慮比較科學化的時候，頗贊同這個見解，可是在比較###的時候，卻懷疑這個階段在一般的進步上是否能辦得到，或甚至是否適宜。我頗願讓我們的靈心，像現在一樣地不合理下去，這是可愛的。我不願見到我們在這世界上都變成十全十美合理的人類。我不相信科學的進步嗎？不，我不信任聖者的境界。我反對智識嗎？或許是，或許不是，我只是愛好人生，因愛好人生，所以我極端不信任智慧。你可以幻想出一個完美的世界，在那裡報紙上沒有殺人的新聞，因為那時大家都是無所不通、無所不知，因此沒有一所房屋會發生火警，沒有一架飛機會失事，沒有一個丈夫會遺棄他的老婆，沒有一個牧師會跟歌女私奔，沒有一個皇帝會因戀愛而犧牲皇位，每個人的心思都千篇一律，大家都各照著他自己在十歲時所決定的計劃去實行，絲毫不苟——這麼一個幸福的人世還是省了吧！在這麼一個世界裡，人生的一切興奮和騷動全都消滅了。世界沒有文學了，因為那時已沒有罪惡，沒有錯誤的行為，沒有人類的弱點，沒有混亂的情慾，沒有不規則的舉動，最壞的是，沒有令人驚異的事物。那就等於四、五萬觀眾在看他們預先已知道哪一匹馬得錦標的跑馬比賽一樣，毫無趣味。人類易生錯誤的本性是人生色彩的精粹所在，正如跳浜跑馬比賽上的出冷門一樣的有興趣。試想約翰生博士（Dr． Johnson）如果沒有他的固執偏見將成為怎樣一個人？如果我們全是十全十美合理性的人類，那麼我們非但不能變成十全十美的智者，反而將退化而成自動機器，而人類靈心也只在記錄某一些衝動，像煤氣表那樣機械地記錄下來。這便是不人道的行為，而不人道便是不好。
讀者或許疑心我在故視罪惡為美德，竭力替人類的弱點辯護。這是不對的。如果我們一方面有了一個完全合理的靈心，而獲得了合理完美的行為，另一方面，卻會失去了人生的歡樂和色彩。跟一個具著美德但是平凡模樣的丈夫或妻子同過一生，是再無聊也沒有的事。我相信種種極其合理的人類所造成的社會，確是適於生存的，但我疑惑在這種情境之下的生存是否值得。我們固然要想盡種種方法去造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可是我們卻不要一個太過於有秩序的社會。我想世界上，也許螞蟻這種動物，是最合理的動物。它們無疑地已經創立了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種制度之下生活了近一百萬年。如單以合理的行為方面而論，我想螞蟻應當佔第一位，人類佔第二位（但我還是懷疑我們是否有這個資格）。螞蟻是一種耐勞的、健全的、好儲蓄的、肯節儉的動物。它們的生活都受著社會的統制和自我的訓練，但是我們卻不然。它們為了國家或社會，肯一天工作十四小時；它們只知道義務而很少想到權利；它們有恆心、有秩序、有禮貌、有毅力，尤其有著更嚴明的紀律。人類在紀律方面是拙劣的標本，拙劣到連做博物院裡的標本也夠不上。
你可以跑到名人紀念堂去看看那些陳列在甬道上的偉大人物的雕像，你便能覺得在他們的一生中合理行為是最缺少的東西。那個愛上克麗奧巴德（Cleopatra）的愷撒（Julius Caesar）——高貴的愷撒，他的行為因為太不合理了，幾乎為了一個女人而忘掉了帝國（安東尼Anthony卻是完全忘掉帝國的）。那個摩西——在一怒之下，把他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