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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一對形影不離的好朋友。當時我家住104樓6號，三明家住105樓8號，我家的後門對著她家的陽臺。想約她玩，只要衝著陽臺喊一聲，就見三明伸出頭上扎著蝴蝶結的小腦袋答應一聲，旋即飛奔下樓。那時候小學生作業很少，我們經常玩得昏天黑地，實在累了，三明就睡在我家，也不把自己當外人。
三明的爸爸媽媽是安大著名的“花匠”，育有7個子女，除了唯一的男丁四明，餘者從大明到三明，從五明到七明，六朵金花爭奇鬥豔，一個比一個漂亮。
轉學前，小小的我們就已經懂得友誼，並且意識到別時容易見時難，特意和另一位同學到城裡的照相館拍了張合影。可笑的是，想送班主任老師一張，居然讓他自己拿了底片去洗。當年只有二十歲、剛從師範畢業的宋道韌老師將放大的照片給我們看時，大家都很高興。
依依惜別，我和三明約定互相寫信。小學五年級，自認為已有相當的文字表達能力，這信一通就是十幾年，直到三明從部隊轉業。
1966年11月初，正值文革時期，三明到北京串聯，住在通縣的一所學校。人生地不熟，三明輾轉找到我家，分別四年驚喜相見。我留三明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餐，接著一同去學校看大字報，然後匆匆分手。那是革命年代，不能沉湎於小布林喬雅的纏綿友情。
兩年後，上山下鄉浪潮席捲，三明去了安徽滁縣，我去了陝西延安，都成了插隊知青。1969年冬，我專程到滁縣看望三明，一起去南京遊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