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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這裡討論。無論傳統的中國社會在經濟的意義上是否為“階級社會”，傳統中國社會里的尊卑長幼之分和親族間輩分的高下之別確是很嚴格的。這種分別顯然不是經濟意義的“階級”，但無疑是“倫級”。這一倫級的次序，雖然源於血族，但不限於血族。這一倫級的觀念，浸假而擴散到官制之中而幾乎與官階有一一相當（one…one correspondence）的關係。自古以來，大官就是大老爺，小官就是小老爺，底下的就是孝子賢孫。慈禧太后叫做“佛爺”。皇帝退休了叫做“太上皇”。這意含什麼呢？這意含皇帝固然從官秩上退休了，可是他卻不從倫秩中退休，而且永遠不退休。不僅不退休，而且在倫秩中還晉了級。他固然把他在政治上“天下第一人”的身份交了出來，可是他在倫級中還是“天下第一人”。因此，至少在倫理規範的要求中，他的兒子皇帝還得對他既孝且敬。 。 想看書來
二 孔制崩潰（3）
這裡於是產生一個問題：倫級藉什麼來展現呢？除了“名”以外，就是“禮”。名不可亂，禮則不可紊。像膝行、叩頭、作揖、肅立等等，都是依倫級之高下而行的禮。不同的倫級所收到的禮相當地不同。在這種場合，倫人的尊嚴方始顯現，倫人的倫位方始得到確認，倫人的聲威要求方始得到預期中的滿足。然而，孔制崩解了。禮被一群一群“反禮教”的“新青年”掃掉了。年青人見了長輩的人翻翻白眼就路人般的過去了。這種情形使在倫級上的倫人受到挫折。所處倫級愈高的人受到的挫折愈重。挫折產生侵略。一群遭受挫折的人蝸聚在一塊，其侵略性往往倍增，所需滿足的聲威要求愈渴。現在一般中國文化分子的聲威要求之熾烈，已經到達出人意表的程度。
我們在前面說過，孔制是一森多門。這一森多門的特點是具有濃密而又強厚的規範性。它不僅規範人的行為，也規範人的思想。自從漢代罷黜百家一尊孔孟以來，除了幾個插曲以外，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很少不在孔制“正統”牢籠之下。中國文化既以“法古”為價值取向，於是學人士子談道論事動輒援引遠古權威。在遠古權威之中最顯著的就是“詩云”、“子曰”。這種辦法，從董仲舒開始，經歷代官司提倡，已經牢不可破地制度化了。自漢代以後，中國雖然經歷了許多血流滿地的朝代變更，這一制度卻代代一脈相承地傳衍下來。於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在這麼長久的“歷史文化”中，絕大多數只為延續那“聖教”而存在。他們沒有正式而且大規模地被教導著主動而且又獨自地運用自己的智慧來認知這個大家置身其中的經驗世界。他們又從來沒有在一個制度的培養和鼓勵之下離開“先王之法”來自動創造方法以解決人生和社會的實際問題。實實在在，他們倒是長期被薰陶著把自己的大腦交出來，讓古人作主，依照古人的遺教來認知這個世界。實實在在，中國的“古聖先賢”在基本上是些“人事專家”。他們對於認知這個經驗世界即令不是毫無興趣，他們的興趣也是少得可憐。於是，那大批的知識分子在“古聖先賢”的籠罩和提廝之下，對於認知這個經驗世界的興趣也跟著少得可憐。像明末顧祖禹這樣的知識分子，真可說是鳳毛麟角了。至於解決實際的問題，也必須在古法和成規裡去想辦法。救災是如此，治河是如此，“剿匪”也是如此，寫文章之類的事也是如此。像李鴻章的那若干人在辦理“夷務”時稍能針對現況，只好說是大震盪和大痛苦中逼出來的些許異數。總括起來說，自漢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極少數特立獨行之士或突破成規的奇才以外，一般都是被古祖牽著手走路的孩子。離開了古祖，他們很少會自己走路的。中國“明經取士”的考試製度是考選孩子的制度。透過這個制度選拔出來的孩子大都是很乖的。然而，孔制崩解了，他們驟然失卻了依憑。中國沒有足夠的機會像歐洲那樣從事文藝復興。中國沒有認知經驗世界的真正科學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主要地被導向情緒的思想與作價值判斷的規範思想，而絕少作邏輯思考。失去了依憑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茫茫人海里，不知“茫茫欲何之”。於是“徬徨”，於是“吶喊”，於是“幻滅”。
雖然，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思想前提上必須唯道統是遵，在行為模式上必須唯古制是賴，可是他們在傳統中國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是“四民之首”。站在“四民之首”的知識分子對社會、對國家有傳統的道德責任感。他們覺得“吾儕不出，予蒼生何”！這種意識在國難臨頭時一經翻譯就是“救國救民”。“救國救民”的意識碰到時髦的史觀，就形變而為“完成歷史使命”。這些觀念在他們的心裡發酵，又變成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