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沒落

第14部分 (第3/4頁)

史行動行將完成之際，一個人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判斷。

正如歌德——從枝葉開始——窮究植物形式的發展，窮究脊椎動物的出生，窮究地層的程序一樣——他窮究的是自然的命運，而不是自然的因果——我們在此也要從全部值得注意的細節中去探究人類歷史的形式語言（form…language）、它的週期結構、它的有機邏輯。

在其他方面，我們習慣上且正確地把人類看作是地面上諸有機體中的一種。其生理結構、其天然的機能，以及有關其整個的現象的概念，全都隸屬於一個更具綜合性的統一體。唯獨在歷史這個方面，對人類的處理將有所不同，儘管植物的命運和人類的命運之間有著深刻的、可覺知到的關係——這是所有抒情詩永恆的題材；儘管人類歷史與其他高階生命群的歷史之間有類似之處——這構成了永無窮盡的野性傳奇、冒險和寓言的素材。

但是，在這個方面也像其他方面一樣只運用類比吧，應當讓人類文化的世界密切地、毫無保留地作用於想象，而不是強行把它納入一個已預備好的框架。讓這些字眼：青春、成長、成熟、衰敗——迄今為止，甚至直到今天，它們一直是在社會學、倫理學和美學中用來表達主觀評價和純粹個人的偏好——最終用於對有機狀態的客觀描述吧。我們應當把古典文化看作一獨立自足的現象，它體現和表達的是古典的心靈；進而還要把它置放在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旁，並在此等高階個體之中確定各自的情況，例如在它們的起落中，什麼是典型的；在它們的機遇的來去中，什麼是必然的。這樣一來，那最終自行展現的世界歷史的圖象，將對我們、且唯獨只對我們西方人而言是自然的。

第一章　導言（3）

十

因此，我們比較狹義的任務主要是，從這樣一個世界的視點（world…survey）出發，去斷定1800年至2000年這個時期西歐和美洲的狀況——去建立這一時期在西方文化史整體中的編年學位置，確立這一時期作為在每個文化傳記中必然以這樣或那樣的偽裝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章的意義，確立其政治的、藝術的、理智的和社會的表現形式的有機的和象徵的意義。

按照類比的精神來看，這個時期在編年學上相當於希臘化時代，亦即在我們特定的意義上說，它們屬於“同時代”；而其在目前的高峰——以世界大戰為標誌——則相當於從希臘化時代到羅馬時代的過渡。羅馬及其嚴格的現實主義——非啟示的、野蠻的、有紀律的、講求實際的、新教式的、普魯士式的——用我們必須用的類比方式來說，永遠可以作為我們理解自身的未來的一把鑰匙。我們用“希臘人=羅馬人”這個連線詞所表達的命運之斷裂也正在我們這裡出現，它把已經完成的和將要到來的分開來了。很早之前，我們就可以而且應當在“古典”世界中看到一種與我們自身的西方世界的發展完全雷同的發展，確實，在每個表面的細節方面，它們之間有所不同，但就推動偉大有機體向著其目標發展的內在動力而言，則是完全相似。我們實可以透過逐項地建立對應關係來找出我們自身的現實性的恆久他者（alter　ego），例如從“特洛伊戰爭”與十字軍、荷馬史詩與尼伯龍根之歌�e　Nibelungenlied），中經多立克式與哥特式、狄奧尼索斯運動與文藝復興、波利克勒斯（Polycletus）與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n　Sebastian　Bach）、雅典與巴黎、亞里士多德與康德、亞歷山大與拿破崙，最後到這兩種文化所共有的世界城市和帝國主義。

不幸的是，這需要對古典歷史的圖象作出截然不同於我們事實上已有的解釋，在我們已有的解釋中，那一圖象令人難以置信地片面、膚淺、有偏見和有侷限。實在地說，我們太過意識到自己與古典時代的親近關係，結果往往就是不加考慮地肯定了這一關係。表面上的相似是一個大陷阱，我們的整個古典研究一旦從（相當嫻熟地）對各種發現的整理和評論，進入對其精神意義的闡釋，立即就會落入這種陷阱。我們自以為我們與古典世界有著密切的內在關係，故而覺得自己是古典的學生和後繼者（而實際上，我們不過是它的膜拜者）；這實在是一種最終必須加以拋棄的可敬的偏見。19世紀的全部宗教哲學、藝術歷史和社會批評著作之所以必要，並不在於它們能使我們理解埃斯庫羅斯、柏拉圖、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雅典城邦和愷撒主義（我們其實距離理解它們還差很遠），而在於它們能使我們一勞永逸地認識到，這些事物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