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沒落

第14部分 (第2/4頁)

euerbach）、黑貝爾（Hebbel）或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思想視野就更開闊些嗎？他們整個的心理，儘管也全都向往著世界範圍的有效性，可難道不是隻具有純粹的西歐意義嗎？

易卜生的婦女問題——它也想激起所有“人”的注意——顯得是多麼可笑，因為他的著名的娜拉，那個歐洲西北部城市的婦人，她的眼界可以從她每年付一百至三百鎊的房租和受過新教教育這些方面看出來，如果我們把她換成愷撒的妻子，換成賽維尼侯爵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換成一個日本或土耳其農婦，情形又當如何！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易卜生自己的視界就是昨天和今天的一個大城市中產階級的視界。他的衝突——始於一系列的心理前提，這些前提的出現至早在1850年，其延續至多也難以超過1950年——既非偉大世界的衝突，亦非下層大眾的衝突，更不屬於非歐洲居民所居住的城市的衝突。

所有這一切都只具有區域性的暫時價值——其中絕大多數實際上侷限於西歐型城市中臨時性的“知識階層”。它們決然不具有世界歷史的或“永恆的”價值。不論易卜生和尼采這一代人有何等實質的重要性，他們把不符合“近代”旨趣的因素看成從屬的，估計過低，或者加以漠視，這些做法都違背了“世界歷史”這個詞——它意指著總體性，而非某一選定的部分——的本然意義。但事實上，這些因素確實被低估或受漠視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迄今為止，西方人有關空間、時間、運動、數字、意志、婚姻、財產、悲劇、科學等問題的所言所思，仍是狹隘的和不足信的，因為人們總是尋求對此類問題的此種解決。從來無人瞭解到：發問人有多少，答案就有多少；任何哲學發問實際上是一種掩藏的願望，即想為問題本身所隱含的東西得出明確的論斷；任何歷史時期的重大問題都是流動於一切概念之外的；因此只有透過獲得一組歷史的有限解決，並按全然非個人的標準加以衡定，才能獲致最後的秘密。真正研究人類的人不會把任何觀點看成是絕對的正確或絕對的錯誤。面對時間或婚姻之類的重大問題，只是訴諸個人經驗、內在的聲音、理性、先賢或同代人的意見，是遠遠不夠的。他們之所言只對發問者本人和他的時代是正確的，而不能對所有的人、所有的時代都正確。在別的文化中，對現象之言說有不同的語言，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真理。思想家要麼承認所有一切的有效性，要麼全都不承認。

可見，西方的世界批評（world…criticism）能夠擴充套件和加深到何等大的程度！一個人在尼采及其一代人那純真的相對主義以外，還應該看得多麼遠！一個人的形式感和心理洞察力應該變得多麼的精細，一個人多麼應該完全地擺脫自我、實踐旨趣、視界的侷限——然後他才膽敢挑起理解世界歷史或作為歷史之世界的重擔。

九

和所有這些任意的、狹隘的框架——它們源自於傳統或個人的選擇，並把歷史強行納入其中——相反，我要對歷史之程序提出一個自然的、“哥白尼式的”形式，這一形式深深根植於歷史程序之本質，只有完全擺脫了成見的慧眼才能揭示它。

這是一種歌德式的慧眼。歌德所謂的活生生的自然正是我們此處稱作世界歷史或作為歷史之世界的東西。作為一個藝術家，歌德描繪了他的人物的生命及其發展，且總是他們的生命及其發展，那是一種生成之物，而非既成之物——《威廉·邁斯特》（Wilhelm　Meister）和《詩與真》（Wahrheit　und　Dichtung）；歌德討厭數學。在他看來，機械的世界（world…as…mechanism）與有機的世界（world…as…organism）、死氣沉沉的自然與活生生的自然、法則與形式，皆是對立的。作為一個博物學家（naturalist），他寫的每一行字都是要展示生成之物這一活生生的和發展著的“帶有印記的形式”（impressed　form）的影像。同情、觀察、比較、直接的和內在的確信、理智的慧眼（flair）——這些都是他藉以接近運動中的現象世界之秘密的手段。這些正是歷史研究的手段——恰恰是它們而不是別的。正是這天神般的洞察力，使他在維爾米戰役（Battle　of　Valmy）結束前夕在營火旁說道：“此時此地，世界歷史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而你們各位可以說自己是‘親歷過了’。”沒有一個將軍、一個外交家曾經這樣直接感受到歷史之“進行”（becoming），更別說哲學家了。這是在一個偉大的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