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沒落

第2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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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自然”和“歷史”之間的區分，認識世界的工作必然地是雙重的。人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形式語言，且相互之間完全不同，並且，不論自然和歷史二者在未經審察的和模糊的世界圖象，如日常生活的世界圖象中如何的相互重疊和混淆，它們都不可能有任何內在的統一性。

方向和廣延便是區分歷史的感受性和科學的感受性的兩個顯著特徵，一個人要想使這兩者同時在自己身上都創造性地發揮作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德語中“Ferne”一詞的雙重含義（距離、遙遠）是深具啟示意義的。在一層含義上說，它意味著未來性，在另一層含義上說，它指的是分隔的空間間隔。讀者不會不承認，歷史唯物論幾乎必然地把時間視作是一種數學性的維度，相反，正如每個地方的抒情詩人向我們顯示的，對於天生的藝術家而言，遠處的風景、雲彩、地平線和落日給我們造成的距離印象，不需要未來意識的努力也能突顯出來。希臘詩人否認未來，結果，他既看不到未來的事物，也不會吟唱它們；他只迷戀近處的東西，因為他整個地只屬於當下。

自然科學的研究者，或者說真正意義上的生產性的推理者，不論他是像法拉第（Faraday）那樣的實驗者，還是像伽利略那樣的理論家，再或是像牛頓那樣的計算者，他在自己的世界裡所發現的僅僅是他能夠度量、檢驗和處理的無方向的量（quantities）。經由資料，只能夠把握量，只能夠因果地確定量，也只能夠以定律或公式來捕獲量，而當這一切完成之後，純粹的自然知識就算是盡其所能了。所有的自然定律都不過是量的聯絡，或者如同物理學家所指出的，所有的物理過程皆是在空間中兜圈子，希臘物理學家也許會——在不改變事實的前提下——把這一表述糾正為：“所有的物理過程皆是在物體間發生的”，這符合古典心靈的拒絕空間的情感。

歷史方面的印象—過程與所有量的東西全然無關，它所影響的是一種不同的器官。對於作為自然之世界來說，是這樣一些理解方式，而對於作為歷史之世界來說，則是另一些理解方式，兩者皆是固有的。我們知道它們，並每天都在運用它們，而沒有（至今還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對立。世上既有自然知識，也有人的知識；既有科學的經驗，也有生命的體驗。讀者不妨把這種對比一直回溯到自己的內心深處，就會明白我所說的意思。

所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最後的分析中，都可描述為一種“形態學”。機械的和廣延的事物的形態學，或者說，發現和整理自然定律與因果關係的科學，可稱之為系統的（Systematic）形態學。有機的事物的形態學，或者說歷史與生命以及所有負載著方向和命運之符記的東西的形態學，則可稱之為觀相的（Physiognomic）形態學。

五

在西方，用系統的方式處理世界，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已經達到並透過了它的頂點，而觀相的方式的偉大時代尚未到來。在百餘年的時間裡，在這塊土地上仍有可能存在的所有科學，都將成為與人有關的一切事物的一種廣泛的“觀相學”的一部分。這正是“世界歷史形態學”的意義所在。在每一科學中，在此科學的目標以及內容上，人們說的盡是有關自身的故事。科學的經驗即是精神的自我認識。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剛剛談論數學的一章，亦是觀相學的一章。我們所關心的不是這位或那位數學家的意圖，也不是學者本身或他的結論對知識積累的貢獻，而是數學家作為一個人的存在，是他的作品作為他自身現象的一部分的表現，是他的知識和目標作為他的表現的一部分的特徵。只有這些對於此處的我們最為重要。數學家即是一種文化的代言人，透過他，我們可以瞭解那一文化，而他作為人格和心靈，作為發現者、思考者和創造者，則屬於那一文化的觀相學。

由於數學乃是對其自身所固有的、併為其有意識的存在所與生俱來的整個數的觀念的闡發和顯現，因此，每種數學皆是一種心靈的自白，而不論其表達形式是一個科學體系，還是（例如在埃及的情形中）一種建築。如果確實地，一種數學的有意識的成就只屬於歷史的表面，那麼同樣確實的是，它的無意識的方面、它的數字本身、它建立其自足的形式世界的風格，這些就都是它的生存、它的血氣的表現。它的從成熟到衰落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