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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不一，不過都是我們熟知的形象，機器貓、白雪公主、奧運福娃、米老鼠……它們的色彩與工藝，都給人一種一望可知的廉價感，不過它倒與縣城裡的廣告牌、店鋪裡傳出的流行歌曲的音質，相當匹配—粗鄙的亮麗。
小余與那些小販不同。他年輕，身材瘦小，臉上卻掛滿了書卷氣，鼻樑上架著黑框眼鏡，而唇上柔軟、隨意的黑鬍子。倘若他穿了白襯衫，眼鏡框再窄一點與粗線條一點，就像是時尚雜誌所鍾愛的青年設計師了。
或許是因為小城的百無聊賴，小余吸引了我。他讓我想起了昔日社會中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販，他們有糖果、畫片和姑娘們喜歡的頭飾，他們還代表著陌生與新鮮的世界，給過分平靜的生活帶來漣漪。
我和朋友邀請小余一起吃晚飯，他也是小城的過客，不願意回秭歸的家中過年。傍晚7點，他準時到了我們的酒店—縣城裡唯一一家三星級酒店。他堅持要來找我們，而不是我們去找他。他後來說，是因為他所住的“春風旅社”太寒酸了，是10塊錢一晚的地下室。看得出，與其說是他脆弱的虛榮，不如說是他保持自尊的方式。
我們在酒店冷清的餐廳裡要了一個包間，喝著重慶產的山城啤酒，開始聽小余講他的故事。
小余1984年出生於秭歸縣的一個鄉村，18歲時，再也壓抑不住對讀書的厭倦，跑到了宜昌市討生活。他在那裡為一家垃圾處理廠工作，負責為廢棄金屬分類。“那是個汙染嚴重的工作，”他說，“每個月1 000塊，管吃管住。”對於他的家鄉來說，宜昌是個大城市，有著各種可能性，也經常面臨著各種新挑戰。
除去分離廢金屬，他賣過仙人掌，騎三輪車替人運貨，有時找不到工作，就睡在長江邊的公園裡，夏夜溫暖宜人，卻被人偷走了錢包。他不會向家人求援，況且，家裡也幫不了他什麼。他們家也是庫區的移民，忙著從舊家搬到新家，政府答應一次性支付的18 000元安遷費，卻被鄉里幹部變成了每月付50元，一直延續下去。“這要是個整數，還能做點小生意，但分開給，就什麼用也沒有。”小余抱怨說。
眼下這個賣氣球的工作他幹了半年。他從宜昌按批發價每個兩元錢拿到貨，然後就來到周邊的小縣城兜售。一般賣5元錢一個，如果他認為特別漂亮的，比如因為鼠年而流行的米老鼠，則可以賣到8元。每次出發前，他的小小行囊裡除去很少的衣物，還有一個充氣機，他用少量的化學藥品在地下室的房間裡，製作出氫氣，把氣球充上氣。
一週前，小余坐著長途汽車來到巴東縣，他從未到過此地，也不認識任何人，除夕的中午飯是在我們碰到的金字山裡吃的，一碗炒飯，當時它是縣城少數開門的幾家店面之一。
這幾天，他的生意不好不壞。不過，他發現巴東人喜歡新奇的東西，不管是吃的還是玩的，只要是他們沒見過，就會試一試，包括他的氣球。
飯桌上都是男孩子，話題似乎自然地就引到女人身上。小余的談話一下子變得動情起來。旅行時，我經常會碰到各色小鎮青年，他們年紀小小，卻似乎有著單調又豐富的社會閱歷。縣城與小鎮的精神生活是匱乏的，他們以成年人的世俗生活來填補空缺，他們過早地學會抽菸、喝酒、賭博，在歌廳裡扔掉童貞，所以儘管不過20歲，卻可能帶上了暮氣。他們在街道上呼嘯而過，在暴力和性上表現的某種渴望，成了他們唯一可以把握的青春，生命在此有了燦爛卻短暫的停留，然後迅速地、頭也不回地奔向衰老。
但小余卻相信愛情，事實上，他是個多情的種子。在宜昌時，他先是陷入了一場不對等的戀愛，一個大學女生，從不願意承認他們是男女朋友，只願意接受他的照顧，卻很少給予回饋。他們的戀情註定走向終結—只要她一畢業。然後，他朦朦朧朧地愛上了同事的老婆，一個比他年長十多歲的女人，兩個孩子的母親。他喜歡單獨和她談話，偶爾擁抱一下感受柔和的體溫，但這結果可想而知，儘管什麼也沒發生，他還是被迫離開了工作單位。比起他節儉的日常生活，他對於女人們過分慷慨。即使分手在即，他仍花了幾百元給年輕女孩子購買生活用品。他還偷偷買了一套保暖內衣褲，希望有一天能送給那個成*人。
在從宜昌前往巴東的長途汽車上，身旁一個少女抑制不住倦意倒在他肩膀上睡著了。整整3個小時，他身體僵硬麻木，只為了不打擾她的睡眠。
他記得她是在江蘇打工，春節回家車票緊張，於是一直站在火車上。下車前，他對那個女孩和她的母親說，可以替她們在宜昌買回程火車票，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