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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家改造”與“超國家主義”（3）
日本社會必須改造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日本的強大和民主運動蓬勃開展讓以“超國家主義”為指導，以馬克思列寧思想充實起來的國家改造方案很快便深入人心。《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在1923年時被更名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日本的青年將校會還稱該書為日本的“聖經”，對北一輝推崇的“超國家主義”更是頂禮膜拜，將其作為“全體精神統一律”。
後世的學者曾站在心理學的角度分析為什麼“超國家主義”的理論在日本如此風靡以及北一輝的改造大綱大受歡迎的原因。法國的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動盪不安的19世紀末寫下了《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書中著重探討的“群體心理學”很適合解釋上述問題。
勒龐認為，19世紀是醞釀著社會大變革的動盪時代，思想、信仰都不由自主地發生巨大變化，人類的思維結構也在這種衝擊下發生轉變。在瞬息萬變的殘酷現實前，人們開始懷疑，甚至拋棄自己的信仰，卻不知這些信仰，包括宗教的、社會的、政治的，恰恰是人類文明諸要素植根的土壤。而在這些舊信念崩塌的同時，現代科學和工業的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存環境，也催生了許多新的思想。一戰爆發了，隱含著多種矛盾的大正時代，讓保守的日本人開始從全新的角度思考世界，他們的思維方式開始轉型。
心理學認為，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一群人會突然表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這些新特點甚至是組成這個群體的個人不曾具備的。人們的思想感情不約而同地轉向一致，並自覺消除掉自己的個性，生成一種集體心理。這種集體心理反過來統攝了群體中人，成為他們行動的支配者。大正時期一時興起的各種政治團體，都可以看作某種“心理群體”。
群體的力量總能讓人出乎意料，北一輝的“猶存會”和“超國家主義”，主導了日本二戰前的社會體制的建立。
正如之前所說，超國家主義的信奉者多傾向用恐怖手段改造國家，北一輝就極力推崇暗殺和武裝政變。而政治意義的暗殺和武裝政變本來就不是一兩個人所能完成的，都需要集合集體的力量。勒龐曾說，群體是衝動的，易變的，急躁的。一個人作惡尚且會顧忌社會道德和他人的評價，很多人一起作惡就無所謂道德良知，甚至社會機制也無力約束，中國曾有句古話——“法不責眾”，可見“眾”力之大，連疏而不漏的法都無力追究。
人性是集合了善惡的矛盾體。勒龐曾感慨，一個人很容易抵制惡的誘惑，但當他成為群體的一分子，群體中的其他成員就會成為他力量的源泉，一旦他產生了犯惡的念頭，這種念頭就會無所顧忌地滋長，直到左右了他的行為，讓他表現出出人意料的殘暴，摧毀所有阻礙他宣洩惡行的事物。
群體中的人，很容易忘記作為個體的自己，淡漠了個人的利益、目標。大正末年，為“超國家主義”感染的青年將校們，製造了多起恐怖暗殺事件，他們衝動激進，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不自覺地為焦躁的群體心理驅使。如果將他們割裂開，將“青年將校”這一群體瓦解，讓其中的成員重新變成一個個“個體”，他們未必會肆意妄為。
這些青年將校，就是北一輝《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中“武裝政變”的主力。從1922年開始，即《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完成後的第三年，這些青年將校就開始熱情飽滿地在暗地裡研究“國家改造”了，他們競相傳閱北一輝的作品，將北一輝視為自己的精神導師，北一輝的主要理論也很快成為他們的“群體心理”。勒龐指出，不管是政治、神學，還是某種社會信念，若想其為群眾接受，就必須用排除了危險的宗教形式。大規模的群體運動總是和宗教運動格外相像，青年將校對國家改造方案的狂熱，又和宗教極端分子的偏執一般無二。
此外，一種思想若要成為某個群體的“統一精神”，就必須有和這個群體相契合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