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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春勇：“排查時間從什麼時候算起？在什麼年齡範圍內？”譚虹：“重點劃定在最近兩年以來，以便縮小範圍集中力量進行排查。年齡是25——35歲，重點是30歲左右的人。”譚虹強調：“寧所長，經辦人還要在表格的備註欄裡提出依據和評估意見喲？”
“哎呀，難啦，譚總。”寧春勇談出的問題使譚虹大吃一驚：“由於時間跨度長，加之‘4·17’專案組在歹徒的刻劃上又有變化，個別民警工作方法簡單，不細心，把專案組下發兩個嫌疑人的體貌特徵和模擬畫像作為排查取捨的唯一條件。”
譚虹說話有些激動：“那怎麼行呢。那些條件只能作為排查嫌疑人時參考，不能作為否定線索的依據；要全面佔有，重點排查符合條件的常住人口、暫住人口；根據作案工具和贓物條件進行調查，包括‘五四’式手槍、裝款的墨綠色帆布包，以及歹徒駕車逃離時戴的白手套等。”
“這還不算，還有更怪的。有的民警不上門逐家逐戶排查，而是將任務交給地段積極分子去代辦，你想這怎能保證排查的質量嘛。”寧所長講出了派出所在摸排工作中的不足。
譚虹有點不滿意了：“不行，不行，要吃‘回鍋肉’。你要把排查與民警的目標考核掛上鉤嘛。我跟你講，沈局長已給市裡、公安部立下警令狀，‘4·17’案非破不可，如破不了，她辭職，不當副局長。你想想，她都說出了這樣的話，工作不狠狠地抓行嘛！沈局長說過，要實行破案倒查制度，對有功人員要重獎，對因工作失誤造成損失的要嚴肅查處喲。”寧春勇：“對，我要把這個利害關係講深講透。”
“是嘛。有的派出所喊出了一切為了‘4·17’，一切圍繞‘4·17’的口號，並且在這樣做。看來，你們要向別人好好學習呢。你要給民警講清楚，一個公安人員拿國家的錢，不把事情辦好，是嚴重的失職，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更對不起受害者及其家屬。要樹立犯罪嫌疑人就在我轄區的思想，進行深入的排查。工作中還要注意犯罪嫌疑人的兩面性，作案時兇狠殘酷，平時又平易近人。從我們專案組工作的情況來看，這一系列持槍殺人搶劫案中，起碼有一人是我市主城區的人或在主城區有落腳點。”寧春勇：“案子這麼大，是我從未遇到過的，在對兇手的把握上確實很困難。”
“是有些難度。”譚虹給寧春勇打氣：“但只要認真分析，還是能發現兇手的一些情況。比如在王禮亮案以前，一號案犯是個什麼樣的人，當時在廁所用粗劣而殘暴的手法僅搶劫6000餘元。我們可以考慮一下一號案犯那個時候的經濟條件如何？生活在什麼社會層次？是什麼讓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王禮亮案、刁久渝案都是一號案犯一人作案，手法以隨機性的尾隨搶奪為主，由於受害者反抗才造成殺人搶劫，而自渝江友誼商店楊坪分店案起，犯罪嫌疑人為兩人以上，案前有踩點，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有針對性，並且出現了交通工具，這究竟是一號案犯逐漸熟悉犯罪還是有高智商的罪犯加盟？都值得我們深思。”
寧春勇：“是呀，我們在摸排中，還要考慮運安市、徵陽市的案子。”譚虹：“我們在分析月光商場等案時，認為兇手在運安市、徵陽市和渝江市都有密切關係，我們要把這三地之間的人員聯絡起來摸排。”
寧春勇：“譚總，你不愧是個破案能手，今天我受了你的很大啟發，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我再打電話向你請教。”譚虹：“不敢當。互相學習嘛。好，再見。”
譚虹放下電話，見時間已是深夜。他把桌子上的材料拿去放在壁櫃裡，關了燈，躺在床上睡了。這不冷不熱的天氣，加上緊張的勞累，他很疲倦。他睡得很香。鼾聲把他帶入了夢鄉。他夢見他在和“4·17”案的兇手搏鬥，兇手垂死掙扎，他緊抓兇手不放，進行殊死搏鬥。他被這一動人的場景驚醒了。他睜開眼睛，藉著窗外射進來的微弱燈光，看著天花板，靜靜地躺著，心臟在加速地跳動。突然，床頭櫃上的電話響了。他翻了個身，趴在床上，右手摸著話筒接了起來：
“你好。”“你渝江市公安局‘4·17’專案組嗎？我北京市公安局。”
譚虹的精神一下抖擻起來：“哦，我是‘4·17’專案組。”
“郎小衛的情況我們查了。他今年4月12號到北京後，一直幫其父照副食店。他花錢有些浪費。4月15日中午，他把父親的錢偷走了兩千元不知跑哪去了。”
“好好，謝謝你們。”譚虹與北京通話後，想到郎小衛是不是回渝江了，這與“4·17”的時間很接近。他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