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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被王阿嫂收養，王阿嫂又被迫害致死。蕭紅這樣描寫著瀕臨鉅變的小環：“小環是個被大風吹著的蝴蝶，不知方向，她驚恐的翅膀痙攣地在振動，她的眼淚在眼眶子裡急得跟水銀似的不定時地滾動，手在捉著自己的小辮，跺著腳，破著聲音喊：‘我媽……媽……怎麼了……她不說話呀！’”
這是一段精彩的白描，正像胡風先生的評說：這個小女兒是“發著顫音、飄著光帶”站立在讀者面前的。正因為小環是如此聰穎、如此質樸可愛，人們不能不擔心她將如何生活下去。這一點，蕭紅沒有給予回答，只靜靜地說：“小環再次流浪了！”理所當然，蕭紅不願意給小環安排一個光明的出路，因為那將違背呼蘭河的真實。
在呼蘭河沉重的兩岸，呼蘭河人按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茅盾先生對《呼蘭河傳》的評說）。這裡的天空對人間是低的，對女性就更低。儘管如此，蕭紅在展現呼蘭河人生活的同時，把她捕捉到在低壓天空下的一縷亮色呈現給讀者。在敘述了幾個企圖穿出封建牢籠的女性無視吃人法規的同時，她著重塑造了一個以求知為生命的染坊的女兒王亞明。王亞明幸運的是有一個開明的父親，這位染坊主明白要改變生活處境就必須擁有知識。於是，他送女兒去上中學了。這是在特定的環境制約下給予女性的寬鬆，停滯在偏見中的社會卻不接納這種親情的寬鬆。王亞明被富有的同學擠對、嘲笑，被道貌岸然的女校長蔑視。起因是王亞明有一雙說青不青、說紫不紫、被染料浸醜了的手。這篇以“手”命題的小說，陳述了那些富有的、“講衛生”的女士們屈從於社會的偏見，不懂得勞動在生命中的重要而認為那雙手醜。那位自以為有知識的女校長，不懂得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中勞動婦女掌握知識是生死攸關的大事。表面上，富有的女同學、有學問的女校長比王亞明整潔、美麗；實質上，她們缺乏的恰恰是王亞明那堅決地為改變生活而奮鬥的可貴精神。當王亞明被女校長以不可能考試及格的理由推出校門時，王亞明仍滿懷信心地說：“回家把書好好讀讀，再來。”多麼鏗鏘的語言，蕭紅為王亞明安排了一個雖然迷濛卻是意味深遠的結尾：“出了大柵門，她們（王亞明和接她回家的父親）就向著遠方，向著迷濛朝陽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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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筆下的女人（2）
蕭紅在民族存亡的抗戰大時代裡，把她家鄉掙扎在生活底層的芸芸眾生推向讀者，重點敘述了女人的痛苦。那眾多體現著中華傳統美德——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人們，似乎仍在我們耳畔呼喚：呼喚著溫飽、呼喚著自由、呼喚著女性的尊嚴。感謝蕭紅，為歷史留下了這力透紙背的強音。
一代故人
加拿大溫哥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諾爾曼·司密斯立意研究中國三四十年代的東北女性文學，他在閱讀了若干部東北女作家的作品之後，寫信給我說：“我在深思一個主要的論題，我想那個兩個字‘忍耐’是正好。我覺得您們滿洲女作家特別瞭解忍耐，也許比別的中國人深沉的……我真的不知道您在那裡找到了怎麼龐大的忍耐。”（此信是用中文寫的）
這位碧睛褐發的西方青年，用西方的思維方式，理解了東方女性的苦難，挖掘出來東北女作家的忍耐，且是龐大的忍耐。設如作為東西方文化溝通之點之線，可以說是起點不凡。
使司密斯困惑的、不知道東北女作家從那裡找到的“忍耐”，對生長在東北大地上的女作家（包括我在內）來說，既簡單又明晰。我們這一代人，幾乎是從有記憶的一天起，便是“滿洲國”康德皇帝的臣民了。這個康德，除了他在詔書上使用的傳國御璽之外，我們對他一無所知。當時，老百姓的柴米油鹽，由滿洲國的厚生省（相當於民政部）管。厚生省的主管是日本人，取暖的煤、裹腹的米，統統支援“大東亞聖戰”去了。就是我們這些能讀得起中學、屬於上層社會的仕女，三餐中也有兩餐半是高粱米，那半餐是苞米米查子、苞米麵。幸而肥沃的黑土地能夠收穫土豆、蘿蔔，才免得我們吃草。白米，一般是朝鮮人種的，黑市價格高得嚇死人。我一個同學的媽媽得了腸癌，渴望喝上一碗白米粥，卻直到閉眼，也未能獲得一撮白米。這種嚴酷的生存環境，“忍耐”伴著生命存在。
我高中畢業後，曾在《大同報》短暫工作過，與女作家吳瑛同事。我倆是省女中的先後同學，她大我幾歲，當時已是小有名氣的女記者了。她在《青年文化》（康德十年10月號）雜誌上發表的小說《鳴》中有這樣一段話：“你是一條狗，你奪去並佔有了我的一切，你還想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