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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人壟斷世界的局勢。這個渲染,很合表面謙虛其實自視極高的大和民族的胃口。
我的大學生活(2)
接觸了日本本土,我體認到,我在滿洲學的那點點日語只不過是個皮毛,要在日本住下去必須把日語學通。
經過思慮,我沒正式去女大上學,而是進了東亞日本語學校的高階班。留學生的前輩告訴我們,創辦東亞日語學校的松本老人,是個中國通,他一直反對政府侵略中國,是中國人的真朋友。
那時,松本老人已經退休了,他不時地到學校裡來巡視。碰見他,他了解了我的情況之後,不是向我說什麼兄弟之邦、日滿一體的鬼話,而是給我講了個民間故事。他說:日本人進滿洲,是趁菩薩瞌睡,小鬼偷吃了供奉給菩薩的油豆腐。他的這個比喻,把我驚呆了。我開始思索起戰爭,渴望知道戰爭的諸多內涵,十多歲的一個女娃,狂妄地把民族興亡的重大課題和自己攪在了一起,從心底感謝松本老人給我上了一堂意味深長的戰爭課。
我們這一代在東北大地上長起來的青少年,最迫切的願望就是想知道關內,也就是中國大陸上的各種情況。“滿洲國”成立以後,關內的書籍一律不準進境。中學雖然學的仍是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刊行的課本(“滿洲國”還沒來得及做出自己的課本,1938年以後便全改了),但那都是過去式。我們需要了解現時,需要明白自己的處境,需要探究未來,我們東北的年輕人,是揹負著幾代人的被侵略的苦難長大的。我的那個富有的家族,我的那個一心想振興實業的父親,是在不斷地跟租界的洋老爺們打交道,拼搏過來的;他的發家史,步步伴隨著難耐。具體到女人身上,悲慘到悽絕人寰。我的祖姑姑據說是美甲一方,日俄戰爭後,橫行在東北大地上的沙俄軍倉皇潰退,他們用來購糧強塞給老百姓的沙俄紙幣——羌帖,一夜之間成了廢紙;祖爺爺在家無隔宿糧的情況下,把祖姑姑聘給一位土地主的病兒子換回來果腹的高粱。祖姑姑在備受欺凌的情況下,20歲上便鬱郁而死。我的姑姑用那花花綠綠的紙幣給我們摺疊偶人遊戲,告訴我們老百姓是怎樣受羌帖的跌宕而家破人亡,就是這位姑姑也因為姑父吸食鴉片夭折而年輕守寡,不得不依靠孃家度日。英國人強送給中國人民的鴉片,“滿洲國”成立以後,成了公開的娛樂品,我的堂兄,20歲不到便陷入了吸鴉片的毒坑而一蹶不振。侵略者造成的各種傷害,是嵌在我們的骨髓之中的,我們無法迴避身陷水火的處境。松本老人給我的啟迪,至今難忘。
卅年代的東京,中國留日的學生有個組織——中華同學會,人們告誡我,去那裡,會受到滿洲特務的監視。我沒有被嚇倒,終於打聽到了,我們吉林女師的一個叫顏毓荷的同學,初中畢業後去北平讀了民國大學。常在中華同學會出入。於是,在顏毓荷那響著風鈴的貸家小屋裡,我見到了一群顏的朋友。他們悄悄地為我唱起了東北流亡學生的歌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指引我去內山書店看中國大後方的書,指引我去逛神田街的書市……那是些什麼樣的書啊!朱光潛的《論美學》、郭沫若的《屈原》、何其芳的《畫夢錄》……還有蕭紅的《商市街》,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我的視野擴充套件到了中華大地,我的同胞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站立起來,我找到了中國人的感覺。民族的溫暖使我心潮激盪,我忘記了我的東京女大,我在上著中國人的大學,在日本帝國的心臟——東京。
神田街的書市拓寬了我的思維,我看到了日本人重視文化的一面,那結晶著人類智慧的書帶著馨香溶入了我的軀體,書攤旁的盞盞小燈,合著夜的深邃向我述說著世事滄桑,向我介紹了馬列主義,給我說明什麼是剝削,什麼是剩餘價值,我浮沉在書海中,上著真正的大學。
這時我結識了我的丈夫柳,他在北平輔仁大學學數學,中途來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學經濟,他說中國的落後,病根在於沒有現代的經濟。他是個非常非常好學的人,正著迷於早大的早期畢業生、當時是名記者的石橋湛山關於中日兩國國情的論述,他說,石橋的論述說盡了中日戰爭的不可避免性。盧溝橋的炮聲,證明了石橋論斷的準確。給我上了關於故鄉淪陷的主課。
丈夫考進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做記者後,我轉學到了神戶女子大學,那間私立的,由東京女大早期畢業生主持的大學是培養貴婦人的溫床,日本很多女名人、很多外交官的夫人都出自該校。我選擇了家事課,只因為家事課的功課比較輕鬆,我要騰出時間來讀我自己選定的課業。
當時的日本,把席捲20世紀的馬列主義作為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