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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歲——許多夥伴年紀更小——因此他們的襲擊很快就被一群三十多歲的男人輕而易舉地擊退了。這些機械修理工和車間工人練就了一身強健的肌肉。“我被不偏不倚地踢了一腳，”多年之後阿倫向我回憶道。襲擊開始後幾分鐘，阿倫就被一腳踢倒，滾下了好幾層臺階。這群年輕人灌了很多酒才使得傷痛有所緩解。
但是，即使是酒精也不能洗刷這種恥辱。從在酒吧這一晚開始，阿倫和他的夥伴就開始策劃下一賽季拜訪伯恩利。他們採取了秘密行動戰術，等混進伯恩利的人群后才開始發起攻擊。結果非常成功。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伯恩利在那一天有多少人住進了醫院，但是倒下的人數不少，以至於報紙對此也開始加以報道。英國的媒體從那時起開始關注這種威脅，並將其稱之為“足球流氓行為”。
沉浸在感傷回憶中的足球流氓 二（1）
當我第一次在酒吧見到阿倫時，他看上去像是一個哈雷戴維森摩托車（Ha rle y Da vid s o n）的發燒友。他穿著一件黑色緞子的奧克蘭突擊者隊（Oa kla nd Ra id e rs）的夾克；他的頭髮兩邊短中間厚，像半條身體短粗的鯔魚。一個倒置的五角星形狀的巫術護身符垂掛在他的脖子上。在看到他幾近中年的體格時，我就想，萬一出什麼事我至少能夠跑得比他快。
阿倫遲到了20分鐘，非常粗魯地跟我打了招呼。“好，”他說，握著我的手，對自己的遲到毫不在意。我把他帶到角落的一張桌子邊。
“我給你要杯酒吧。”我提議道。
“可樂，我不喝酒。”他回答說，“我有過教訓，在打架時喝酒對你沒有好處。”
我們的對話剛剛開始，他就表示出自己的誠意來。“警察逮住我21次……我對暴力上癮……我曾經想要停下來，但就是停不下來。”他給我展示身上的傷疤：手腕上的腫塊，是骨頭打碎之後沒有癒合好而形成的；一條胳膊彎起來時，關節和肌腱沒法正常吻合。在給我看這些時，他開始逐漸破壞了他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阿倫是一個說起話來就按捺不住的人，話題很多，觀點也很多。我的筆在紙上飛快地舞動著，以趕上他滔滔不絕的話語：比如關於獨裁政府的不足、英美對伊拉克戰爭的道義、亞歷山大大帝的智慧以及加利福尼亞人的直爽性格等等。
當談到他深愛的俱樂部切爾西時，他的滔滔不絕才停了下來。他指著酒吧說：“這是個你可以經常光顧的好地方，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象徵。”這個酒吧得名於古老聞名的偕德，它曾經是切爾西流氓的居住地。事實上，酒吧就恰好建在了這個地方。只不過現在可以從一家豪華賓館的大廳進入偕德——這家賓館是在球場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豪華工程的一部分。在酒吧外的街角，就可以從英皇啤酒店（King 's Bra s s e rie）要一份龍蝦。在偕德里，西裝革履的白領們正在舉杯談笑。一臺等離子電視裡播放著按摩、切爾西俱樂部的其他服務以及場館另一端的健康中心的廣告。
全球化以及中產階級地區貴族化給切爾西俱樂部帶來的影響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俱樂部所遭受到的影響都要深。從20世紀80年代它就與流氓聯絡緊密，到了90年代則與國際化融為一體。斯坦福橋的房地產發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球場上中產階級地區貴族化的趨勢也顯而易見。切爾西聘用了義大利和荷蘭的精英來訓練球隊，在這裡留下了他們浮華的異國印記。在他們的帶領下，切爾西成了英國第一家沒有一名本國球員的俱樂部。他們的新姿態加劇了俱樂部國際化的趨勢，從而吸引了大量的國外投資。“阿聯酋國際航空”（Fly Emira te s）開始在它的球衣上做廣告。2003年，俄羅斯第二大富翁、石油大亨羅曼·阿布拉莫維奇（Ro ma n Ab ra mo vic h）買下了俱樂部的大部分股份，開始用他的財富打造一支具有冠軍潛質的球隊。
對於包括阿倫在內的很多人來說，這些變化無疑是對俱樂部工人階級基礎沉重的一擊，好像球隊放棄了它最忠實的球迷而去追隨那些曇花一現的隨波逐流之輩。在這些變化中，有一件事尤其令人心痛。1983年，切爾西主席肯·貝茨（Ke n Ba te s）提議將看球賽的球迷關在一個帶12伏電的柵欄裡，如果誰敢越軌就會遭到電擊。“他們就像對待畜生一樣對待我們。”阿倫說。幸好當地政府幹涉，這個計劃才未能付諸實施。但是，對大眾的傷害已經由此而生。
直到20世紀90年代，英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