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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出的眼球和他手裡握著的鐵棒都無法證明阿倫不是無辜的。
在法庭審判他的時候，阿倫將自己骨折的手和腦骨的X光片出示給法庭，以證明自己是在正當防衛。但是這個證據還是敵不過警察的目擊證詞。法官判定阿倫謀殺未遂。他離開家人，在達特穆爾（Da rtmo o r）監獄待了將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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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傷回憶中的足球流氓 四（1）
我第二次去倫敦的時候，阿倫在他家附近的芬奇利大道地鐵站旁的商店與我見了面。我們沿著街道往前走，準備去韋瑟斯龐（We a the rs p o o n）酒吧喝一杯。當我掏出錢包要付賬時，他攔住了我。
“我是猶太人，但不是那種猶太人。上次是你付的錢。”
阿倫穿著一件噴槍繪出的蠍子圖案的T恤，這是他幾年前在舊金山的一個市場裡買的。他告訴我：“這是從一個藝術家那兒花75美元買的。後來我發現這筆買賣不錯。”與阿倫的談話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就談到了灣區（Ba y Are a）。在20世紀80年代，在從監獄裡出來後，他做起了美術設計的營生，專門設計電視遊戲。90年代他的一個朋友到了矽谷，正好趕上當時網路熱潮興起，阿倫就跟著他去了加利福尼亞。不可思議的是，移民歸化局竟然忽略了他的犯罪記錄，給他發了一般工作簽證。他就在舊金山郊外給自己買了棟房子。
“那網路熱潮到底是什麼樣的？”我問。
他停頓了一會兒，想了想，這很不像他的風格。然後用不太相關的話回答說：“老天，那兒的女人真是騙人的老手。在酒吧裡，她們就像見了大糞的蒼蠅一樣圍著你。有一天我正跟一個年輕的女人聊天，她就對我說，‘你要不要去我那兒？’然後她從錢包裡拿出一樣東西。‘這是我的艾滋病證明。我已經檢查過了。’我問‘什麼’？她說，‘我已經檢查過了。’我說，‘什麼時候？’她說，‘三星期之前。’我就說，‘從那以後你跟多少男人搞過了？滾一邊兒去。’”他擺著手，覺得自己的故事很好笑。“那兒的女人就像鯊魚一樣貪婪狡猾，特別是帶著英國口音的。”
阿倫在書裡經常回憶自己在加州的生活場景，並將其與英國的生活進行比較。這樣的對比很是鮮明。但是阿倫也誇讚自己彌合了文化之間差異。第一次見面時，他穿著奧克蘭突擊者隊的夾克，那是一身很合適的裝束。在美國所有的足球俱樂部當中，突擊者隊以擁有忠實的工人階層球迷而著稱，他們同英國的流氓球迷情形相當。在身為美國人的日子裡，阿倫熱誠地支援突擊者隊，而且他對這支球隊的熱情僅次於切爾西隊。“我們試著教他們怎樣像真正的流氓，”他跟我說。在聖地亞哥的一場比賽裡，他組織突擊者隊的球迷在停車場裡“跑”了一圈，沿路拳打主隊的球迷，那幫球迷正在燒烤架上翻著熱狗。“他們壓根兒不知道是什麼擊中了自己。”
開明自由的加利福尼亞北部並不是一個適合切爾西流氓待的地方。與其他俱樂部不一樣的是，切爾西已經和新納粹右翼扯上了聯絡。我在BBC的一個紀錄片裡看見過許多切爾西流氓專程到集中營遺址去旅行，以便在那裡緬懷希特勒的成就。他們大多是阿倫認識的那些人，在那裡他們向遊人行納粹禮，並且弄了一些集中營用具作為個人收藏品。還在倫敦時，他們就為否定納粹大屠殺的英國曆史學家戴維·歐文提供人身保護。
英國足球流氓的這一歷史至多能稱得上是主流年輕文化的一種扭曲的反映。首先，在阿倫的鼎盛時期，足球流氓模仿早期唱《我想牽你的手》（I Wa nt to Ho ld Yo ur Ha nd）的披頭士的非政治反抗，只當這是一種娛樂，為了好玩而已。後來到了20世紀70年代，足球流氓開始涉足激進的政治運動。只不過他們崇尚仇恨與武力，無法與熱愛和平的人士站在一起。他們選擇了相反的方向，成為英國民族主義運動中原始法西斯的先鋒。當青年運動轉向愚笨無知、虛無主義和叛逆（龐克）之時，切爾西運動變得更無知、更虛無、更叛逆了。阿倫服刑的那段日子，社會上對納粹的崇拜成了一種美德。
隨著切爾西流氓數目的增加，他們開始分成一個個名為“團隊（firm）”的小組。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稱自己為“切爾西獵頭幫”。在每次攻擊後，他們會留下一張名片，上面有他們的骷髏頭標誌和一句話：“你已經被切爾西獵頭幫提名並被修理。”除了和極右組織有牽連外，獵頭幫還和 “英國民族黨”是英國宣揚種族主義的極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