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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僱你幹活你對我就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關係，加班是天經地義。——這都什麼時代了還人身依附？要不怎麼說日本的封建殘餘深厚呢。
日本企業對這條法律頗多腹誹，但法律就是法律。於是面對法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是很普遍的現象。以最近在日本開庭的村上優子“過勞死”案，時年25歲的村上優子原來是大阪府某國立醫院的護士，於2002年在連續夜班後死於蛛網膜下出血（日本過勞死的最典型病症之一）。村上死後，其家人將醫院告上法庭。調閱醫院的檔案，村上此前幾個月的加班，每月都只有16個小時，然而，她的家人卻分明記得村上經常是白班之後立刻被要求上夜班，夜班的第二天照舊工作，與記錄全然不符。究竟誰說的是真的呢？村上的友人經過反覆調查，終於掌握了有利的證據——村上從醫院傳送的電子郵件紀錄。因為村上只有在醫院才能使用其內部郵件系統，這個紀錄顯示，村上在死前五個月，每個月在醫院加班的時間最少80個小時。至此，這個案件的審理，才開始向對死者有利的方向發展。
然而，能夠取得這樣證據的機會鳳毛麟角，大部分“過勞”的職工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崗位，不得不接受公司無償加班的暗示，而不這樣做的人，反而會受到周圍“不勤奮”“不努力”的輿論壓力，並影響自己在公司裡的前程。
日本的“過勞死”訴訟案件中，能夠勝訴的只有10％。
若是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在日本公司里加班過多的“過勞者”，又可以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
所謂“被動”的過勞者，是指迫於壓力被迫進行過量加班的職員。這一部分的人員，主要是各企業中由於能力、機遇等問題，存在職務危機感的員工。比如身處裁員風波中的部門，或者由於年齡等原因無法熟練使用新技術，或者年紀輕缺乏資歷。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始終處於擔心失去工作的焦慮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加班不敢拒絕，而且還往往會主動尋找加班的機會，以便透過工作證明自己在公司中的價值，來避免失去工作的命運。加班成為他們的心理安慰和維護自己社會地位的一種努力。有些公司，也正是利用這些人的心理，迫使他們無償地為公司多做工作。 。 想看書來
從“過勞死”到“仕事中毒”（3）
不過，因此也會引發些啼笑皆非的現象。在日本的公司中，往往可以看到這樣的場面——老闆不走，下屬一個也不敢走，無論工作是否緊急，都在座位上做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樣子來，寫上一段計劃，刪掉，再重新寫往往是他們這時候乾的工作。這些毫無必要的加班如演戲，卻做得認認真真的日本員工，會讓人想起希臘英雄奧德修斯的太太佩涅洛佩來。奧德修斯去特洛伊打仗生死不明，佩涅洛佩遭到求婚者的糾纏無法擺脫，於是假稱要為奧德修斯織喪服而拖延——喪服永遠也織不成，因為每到夜裡佩涅洛佩又會把白天織好的部分拆掉。
總的來說，日本公司裡被動的“過勞者”，是過勞死的最主要光顧物件。
然而，在日本公司裡面，還有一種主動的過勞者，在外國人眼裡，就比較另類了。——是啊，放在我們外國人眼裡，好容易不用加班了，還不趕緊回家？對這種找著“過勞死”的現象我們沒法理解。前幾年日本電視臺報道過一位因為過勞引發腦溢血的公司員工。這個員工已經處於半植物人的狀態，對妻兒完全無法辨認，但是當記者問他公司的名字時，這位卻能夠磕磕絆絆地拼寫出來……在日本，很多員工是毫無強迫地自覺加班，下班不走，泡在公司，是日本曾經十分推崇的一種企業文化。以至於日本人在解釋“過勞死”一詞時不無自嘲地寫道：“在外國人眼裡，過勞死是日本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假如這種事情發生在社會主義時代蘇聯，還可以用提倡“義務勞動”的社會道德解釋，但在日本為何如此盛行，不免讓人感到莫名其妙，難道日本的職工都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深入瞭解日本社會，就會發現出現這種現象並不是毫無道理。傳統的日本社會，是一個兩性完全分工的社會，女性全身心負責家庭，而男性全身心掙錢工作。與世界大多數民族把工作與生活分開不同，日本傳統的男性眼裡沒有“生活”的空間，最多是休息一下——為了更好地工作而已。“工作，拼命地工作”（“頑張れ，頑張れ！”）就是充斥他整個生命的唯一旋律，在這種觀念下，日本塑造出了無數工作狂，成為日本男人的典型形象。這種典型的日本男人，對於工作以外的事情既鈍感又沒有興趣，活脫脫一個肉體機器人。把他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