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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人類延續最直接的傳承關係：老一輩培育著後代，後代子孫承接著前輩，一路前行。這種人際關係，是有家庭之後才確立的，所以人們說，有家，才有“孝”。“孝”隸屬於家庭倫理，理順這一人倫關係，家庭才能和睦，人類的繁衍才能夠得到保障。
在中國古代，人們深刻認識到老者掌握著前人的智慧與經驗，敬重老者就是尊重前世文明，因而“老”字在中華民族的文化體系中，長期以來都是尊敬詞。尊老、敬老、愛老、養老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的傳統美德，也是歷史上形成的良風美俗，促進了中華文明的有效傳承延續。足見，孝道教育正是保證恩格斯所關注的“人類自身的生產”健康發展的重要舉措。
傳統孝道支撐了中國古代社會制度的構建。中國的孝道教育還體現了恩格斯關於“社會制度”“受家庭發展階段制約”的思想，這表現在中國封建社會曾藉助孝道，促進社會倫理和政治制度的建設上。以家族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基礎，其政治體制卻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以家族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形同散沙，而中央集權制卻具有高度集中的特點。如何使二者能夠有機結合，這是保證中國封建社會鞏固和發展最為棘手的一大難題。經秦漢之際學術思想的大融合，按照儒家的學說，可以循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序，理順國家政權和家族性個體農業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有人說儒家主張的“這種宗法制度用血緣親屬的網路把一些散慢的個體家族凝聚成為組織嚴密的宗法共同體，不僅不受人口遷徙流動的影響，而且具有頑強的再生性的功能，可以憑藉人類的自然增殖在任何地區建立起來。”①也就是說，儒家以孝道為中心的家庭倫理思想，能夠將形同散沙般的個體經濟整合成為支撐中央集權制的有效社會基礎，統治者可以採用“移孝作忠”的理念，建立由王權直接掌控的官僚機構，致使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具有“超穩定”的特性。
不難看出，家庭倫理與社會制度建設的內在聯絡，中國封建社會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政策，是與其經濟和政治建設的需要密不可分的。足見孝道教育在我國古代倍受重視，絕非偶然，它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故而，我們絕不能簡單地將孝道教育視為孤立於社會之外的個人修養。家庭倫理，與社會制度永遠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絡，這也告誡我們，在社會急劇變革的時期，家庭倫理的建設，必須納入我們治國方略的視野之中。
從家庭倫理拓展為社會博愛。儒家的倫理道德教育，儲存了一些從原始社會沿襲下來的良好道德傳統，比如敬老慈幼等。這種傳統與歷史上長期形成的風俗習慣密切結合，對於形成我國人民獨特的生活方式和良風美俗，有著重大的影響。
就社會倫理建設而言，孔子曾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①孔子的弟子有子更明確地重申孔子的思想，指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與？”②儒家學者確立了孝道教育的基礎地位，認為它是培養完美人格的人的根本。當代心理學研究表明，在影響兒童成長的諸多社會因素中，家庭因素顯然是最重要的。它是兒童社會聯絡中出現最早和持續最久的一種，而家庭中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又是居於核心地位的一種主要的家庭關係。親子之間的相互作用和情感關係將會影響到兒童對以後社會關係的期望和反應。中國古人認為孝是“德之本”、是教育起源之一的思想是正確的。
後來，孟子又發展了孔子的推己及人之道，將孝行由家庭倫理推廣到社會，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③的著名觀念，大大強化了孝道的博愛精神。《禮記·禮運》篇，還根據孔孟倡導的理念，描繪了人類社會的理想藍圖——大同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奉行的是“天下為公”的原則，具體體現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孝道的博愛思想，經過歷代儒家學者的發展，終於使中國的孝道教育具有了開放性的特點，如下圖所示：
我國古代以孝道為中心，並不斷延伸家庭倫理的思想，逐漸構成了一個覆蓋整個社會倫理關係的結構體系，對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建成，有著積極的貢獻。它不僅具有社會教化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約束統治者道德行為的作用。例如，《孝經》認為自天子以至庶民，都應當遵循孝道，而且，還應根據各自的社會地位不同，權力的大小，所實施的孝行也應有所區別。
傳統孝道建立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秩序文化”。經過漢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