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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可望再哀求說：“兄弟，我妻兒還在城中，我唯一的要求是請你把她們還給我。”
馮雙禮答應了他。命人把孫可望的妻妾老小帶來，把城門開啟一縫，讓她們一個跟著一個的魚貫而出，然後立即關上城門。孫可望一看，妻妾兒女傭人一個不少，只是財物一點也沒帶出來。他的妻兒圍著他哭作一團，他看著城樓呆了好大一會，長嘆一聲，只好帶著眾叛親離的的悲哀悽悽而去。
這一戰，李定國不僅打敗了孫可望，而且壯大了隊伍。他們原來進入雲南的人馬，除孫可望一部以外，其他各部，包括白文選、馬進忠、馮雙禮等都歸了他，近十萬人，一時軍威大振，浩浩蕩蕩凱旋而歸。
永曆聞報，大喜過望，帶上隨員出城迎接。
其實，永曆帝也並非如大清的御用文人筆下所描述的那樣，是個昏庸無能的殘國小君，苟且偷安的懦弱之輩。儘管他也像前幾位南明帝王一樣是被故明勢力擁戴上來的殘國之君，而不是奪兵而出號令天下的有為之王，他的一切都得由擁戴他上來的人來做主，來安排，凡事由不得他。在安隆的幾年時間裡，他名義上是個帝王，實際上只是孫可望手中的一張牌，一張對殘明的其他勢力“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王牌。為此，孫可望生怕他被人劫走，或被殺，或逃亡而失去這張王牌，對他採取了嚴格的“保護”措施。特別是孫可望發覺永曆欲擺脫他曾下密旨召李定國而被他鎮壓後，對他的控制就更加嚴密也更加苛刻了，包括膳食錢每月給多少，其中皇帝多少，皇后多少，太后多少，太子多少，其他人員多少等等，都有嚴格的規定，事無鉅細都得由孫可望來作安排。由此可見孫可望等對永曆的控制到了何等到地步？對於永曆來說，其實就是軟禁，與囚犯無異，他不僅沒有半點的自由，更說不上自主，連生活也難於保障，孫可望給他的膳食錢本來就少得可憐，往往還被拖欠，被剋扣，有時還拿不到，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有時只能喝點稀粥，過得十分的艱難。在這種情況下，縱使他有一些抱負和才能又如何得以發揮呢？
到了雲南，環境有了一些改善。李定國等尊他為正統之君，閩南的鄭成功也派人來到雲南奉表尊他為帝，使他得到了尊重，恢復了一些帝王的尊榮，成為抗清復明的一面旗幟。在此基礎上，也有了一些自主的權力，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永曆稍事安定便著手治理朝政，重建他的已被反覆破壞的王朝體制。除了在梧州封李自成大順軍餘部李過為鄧國公、高一功為勳國公等等，在安隆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外，又封白文選為鞏昌王、馮雙禮為慶陽王，其餘人員皆有所封。原大明朝的一些舊臣也聞訊投奔而來，如沐天波、楊畏知等，或襲舊職，或另有所封。是時，張煌言淅東兵敗，他所擁戴的魯王朱以海也被清軍所殺，他便和鄭成功聯手共同抗清，尊永曆帝為正統。永曆又派出使臣從海路（陸路已被清軍佔領）繞道去傳旨，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張煌言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從封爵上也可看出，永曆對沿海的抗清復明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與此同時，他極盡努力做了一些安撫民眾，穩定社會，鼓勵生產，恢復教育的工作，使百廢待興的滇中民眾在飽受長期的戰亂之苦後得以休養生息。
孫可望入滇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毀掉滇中文化中心的文廟，大興土木興建專門用來供奉張獻忠巨型塑像的“世廟”，極力宣揚張獻忠，美化張獻忠，把張獻忠加以神化，奉為神明，不時的率領他的部眾行大禮，表忠心，頂禮膜拜，還強迫民眾瞻仰朝奉，山呼萬歲，以此來繼承和發揚張獻忠大西政權的路線方針和各項政策，妄圖藉助張獻忠的陰魂來穩固自己的統治。永曆命人毀掉供奉張獻忠塑像的“世廟”，不使其繼續遺禍人間，標榜後世。
隨之，又命人將孫可望毀掉的文廟按原來的規模進行重新修復，以恢復和弘揚儒學聖教，恢復禮制，教化鄉里，重振文明。永曆修復的文廟在清朝年間又加以修葺完善，便是後來人們看到的昆明文廟。
本來，明朝是一個尊禮義，重教育的朝代，她的教育體制比較完備，學校教育比較發達，民間有遍佈城鄉的“私塾”，各地有鄉里自辦的“義學”，地方政府有官辦的“書院”，京城有最高學府“太學”等等。這些發達的各級各類教育機構，在“傳道、授業、解惑”，普及文化，培養人才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眾所周知的跨越時空的優秀人才，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進步，使大明王朝出現了近三百年的輝煌，成為當時的東方，也是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