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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的舊日美國的簡化和現代化版本嗎?而舊美國與正努力成形的新美國毫無關係甚至格格不入。
當然,華爾街聲稱自己比以往更能代表美國。即使在1929年經濟繁榮的頂峰,華爾街也只是老實地承認,只有400萬或500萬美國人參與股票市場。1970年夏天,紐約股票交易所驕傲地公佈了一項調查,其結果表明美國當時有超過3 000萬股民。“人民資本主義”已經到來,有數字為證。但在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方面,1970年的股票市場並不比1929年更貼近美國人的生活;事實正相反。1929年,美國—歷史上的美國,書籍、報紙、大眾雜誌以及學術刊物裡描述的美國—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小國家,人民的財產只有土地和金錢。人們根本不去關心他人。正如占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在民主古希臘充滿田園氣息的歷史上被忽視一樣,占人口大多數的窮人在臨近1929年的美國社會史上同樣被忽視。而到了1970年,社會各階層在對自身的註解中都加入了民主;少數民族、黑人和其他弱勢群體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知道自己擁有進入社會生活、獲得關注的權利,同時保持自己本來的樣子,而不是像早先的猶太人和愛爾蘭人那樣,把自己改造成白人新教徒的模樣。即使在富人當中,在社交場合談論股市已變得無聊和土氣,而這在1929年是廣受歡迎和讚許的風氣。從全美來看,1929年的400萬~500萬股民的影響力遠遠大於1970年的3 000萬股民。而在1970年,人民社會主義仍然只是一個神話,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阿巴拉契亞的窮苦白人、失業的勞動者和掙扎謀生的農民會告訴你這一點。
華爾街—有時候如此美麗,如此富有詩意,直可叫詩人心痛—既是迫切需要物質和精神“綠化”的地方,卻又幾乎是美國最先被汙染的地方。在富爾頓街著名的老斯威茨餐廳(Sweets)內掛著一幅1847年的相片,那時大規模的工業化還遠遠沒有到來。照片幾乎完整地展示了600碼長的華爾街,直通向三一教堂,整幅照片中只出現了一棵樹。伴隨物質汙染的,並且至今仍在繼續著的是精神汙染,即非人性化。幾代人以來,華爾街的氛圍就是要展現美國最無情、最冷酷、最卑鄙的東西。狡猾、吝嗇、偽善的老丹尼爾·德魯(Daniel Drew)並不是無緣無故就成為華爾街傳奇的,這並不是說華爾街過去(以及現在)完全是醜惡無情的。在華爾街,除了德魯身上令人厭惡的品質以外,非凡的進取精神、慷慨大度、勇氣與大奸大惡並存,成功與失敗並存,有時甚至還有一種高尚氣息。20世紀60年代,華爾街仍然有一種令人鼓舞的傾向,這種傾向已經存在了一個多世紀,那就是在比生活更寬闊的螢幕上凸顯人性(尤其是美國式的人性);充當舞臺,這或許是以佔有、統治、歸屬為主題的高尚、純粹的道德劇的最後舞臺。
但這是有代價的。只有很少的植物在那裡生長,人也一樣。當華爾街的國王們在高高的窗戶後面經過過濾的空氣裡表演他們的經典戲劇時,華爾街的陪臣、奴僕和侍女們卻連能夠讓生活變得可以忍受的微小滿足感都沒有。他們不能理解的數字和機器把他們變成了傻子。當人們從通往百老匯和華爾街的地鐵上下來時,已經精神沮喪。男人們面部緊繃,顯得全神貫注。漂亮的女人們在不知不覺中發胖。冬天,狂風在狹窄街道的角落迴旋;夏天,這裡空氣沉悶、潮溼而又陰暗。聚集在信孚銀行(Bankers Trust)外面的神學辯論者彷彿精神病患者一樣令人厭惡,而不是像滑稽戲小丑那樣令人愉快。毫無意義的怒氣,而不是貪婪,才是這裡盛行的情緒。
在1970年那樣的革命性年代,華爾街,這個濃縮了美國諸多傳統的地方,有可能在此時此刻置身事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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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羅斯·佩羅來說不可能。對他而言,華爾街是清教徒的地獄,一個危險而令人著迷的地方,並且他很清楚,是他幾乎令人不可思議的財富源泉。他來到地獄,征服了它,仍然保持清白。從環境和性格來講,他是不折不扣的西部民粹主義者,對“城裡人”,包括那些華爾街人,抱有恐懼和懷疑,以及嫉妒和鄙視。他的童年在得克薩斯東部度過,父親在一個遭受經濟蕭條的小城鎮做棉花經紀商和馬販子,這樣的生活確定了他的生活方式:10歲之前他就靠馴馬來賺錢(其間多次摔斷自己的鼻子),成為鷹級童子軍①,學會自力更生,並信奉用誠實勞動換取誠實財富的加爾文主義信條。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一個不符合時代的人。他成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期間,相信美國不但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