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騰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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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在抗議建築工人時被推倒在地，遭到踢打。但大部分華爾街的權勢人物都沒有參與這場爭鬥，他們不在華爾街頭。與1920年導致3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的據說是無政府主義者策劃的著名華爾街爆炸案一樣，1970年的騷亂也正好發生在鄰近正午的時候：而不是午餐時間。街上出現了喧譁，高樓裡的每一個人（或者職位高得擁有一扇窗戶的人）都往外看。市場沒有受到影響，華爾街的大部分精英們只是從高高的安全的視窗看著這場屠殺。

實際上，他們也做不了別的；即使他們衝下來，加入混戰，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然而，這一天，華爾街的精英們充當看客的做法卻有著極具象徵意義的一面：誠然，他們同情弱者，同情手無寸鐵的人，同情和平愛好者，但是，他們袖手旁觀—充滿驚奇和恐懼地，從俯瞰可愛的（從他們的角度看）上灣地區的視窗往外看。此時的上灣地區，島嶼被鬱鬱蔥蔥的樹木覆蓋，來來往往的郵船穿梭其間。他們向下看到的，是狹窄的街道，那裡傳來受傷或受驚嚇的孩子們刺耳的哭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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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事件（就像佩羅縹緲沉浮的命運一樣）讓人們關注起新時代華爾街與美國的關係，或者根本缺乏這種關係的現實。華爾街還能這樣大玩紙面遊戲、高高在上，而不顧窗外孩子們的哭喊聲嗎？沒有人聽到遠處革命的斷頭臺發出的嘎嘎聲嗎？那麼，無論如何，如果你是一名1970年的華爾街人，至少你不能直接從戰爭中賺錢了。一直到艾森豪威爾時代，股票市場仍堅持一種老習慣，那就是在戰爭新聞面前，即使不是直白的歡呼，也是暗自得意，而在和平新聞，華爾街人士稱之為“和平恐慌”面前，卻表現出驚慌和歇斯底里。但1967年底的某個時候，華爾街開始認為越南戰爭不是一樁好生意，從而打破所有先例，毅然決然地反對戰爭，並表現出悲觀，擁抱和平。軍需企業不再是藍籌股，最大的軍需企業之一洛克希德很快將面臨破產的危險。1968年初的和平運動導致或幫助成就了交易量創歷史水平的大牛市。這是一個人們前所未聞的現象；華爾街舊的不光彩的一面結束了，有良知的金融家們舒了一口氣。

或者，如果你是有良心的華爾街人，你可以對自己說，你的貢獻在於為工業擴張提供融資，而這能幫助減少貧困，並最終消滅貧困。但現在你知道，或者最近才被迫反思，工業擴張並非只有有利的一面；每家新的工廠，不論多麼現代化，多麼清潔，都將在為許多人帶來財富的同時，透過汙染環境而帶來醜惡、痛苦和死亡。

華爾街作為政治問題久已不被提起。就連美國的老左派都早已停止攻擊華爾街。“華爾街的走狗”是一個會惹來嘲笑的說法，還不如說“蒙特卡羅的走狗”。隨著企業和聯邦政府的影響力和勢力越來越大，華爾街逐漸變成沒有重大政治影響力的國家設施。新右派乾脆忽視華爾街的影響，只是在1967年，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同他的雅皮士朋友突發奇想地從觀光走廊上向紐約股票交易所場內扔美鈔。幾個月後，交易所的管理層對雅皮士做出反應—在觀光走廊周圍安裝防彈玻璃，意思似乎是，他們把扔進去的美鈔當做致命的武器。（也許，從交易所的角度來看，確實是的。）簡而言之，有人對華爾街進行了嘲諷，而華爾街大張旗鼓地接受了它。但嘲諷其實並不是指向華爾街的，華爾街已經成為商業化美國的方便的代名詞。難怪霍夫曼得意地說：“向股票交易所場內扔錢是很純粹的資訊，意思不言自明。它比成百上千的反資本主義小冊子或文章表達的含義更豐富。”那些防彈玻璃多麼鄭重地為這一資訊畫上了著重號啊！鄙視傻瓜的華爾街這次被耍了。

第一章　戲劇高潮（4）

在暴風驟雨般的1967年和1968年，一切看上去都在瓦解—全美經濟危機愈演愈烈，甚至到了美元在巴黎不能兌換的地步，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被刺，芝加哥民主黨大會發生醜聞，學生騷亂逐步升溫—愚蠢的股票市場卻一路走高，毫無顧忌地上漲，似乎一切都好，或者一切肯定會變好，就像7月無憂無慮的日本金龜子。或者說，像一個即將死亡的人享受最後的晚餐。人們不禁要問：精明的華爾街難道對現實發生的事毫無察覺嗎？

除此以外，難道華爾街不正生動地象徵和體現了美國人剛剛開始學會重新審視的（即使不是排斥的）一切價值觀嗎？—新教徒式的勤勉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市場中心論和拜金主義。回想起來，華爾街不正是廣泛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