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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的前車之鑑，他們不得不事先防範。 。 想看書來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8）
１０月中旬，李濟趕到山東濟南，在吳金鼎的陪同下，先去臨淄察看情況，返回濟南後，吳金鼎又陪恩師到他發現的龍山鎮城子崖遺址考察。兩相比較，李濟考慮到臨淄古蹟工程浩大，涉及面廣，時間和經費都不足，且與史語所“加長中國上古史”的方向也不盡相同，決定先發掘城子崖遺址。城子崖是吳金鼎幾年前偶然發現的。１９２８年４月４日，還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讀書的吳金鼎回山東調查古蹟，在行經歷城龍山鎮（今屬章丘市）東北的城子崖臺地時，看到斷崖上有火燒的痕跡，土裡有陶片、貝殼和動物骨骸，隨手還挖出兩枚粗糙的骨針，細察土層，不見金屬、瓷器碎片，更無煤渣，吳金鼎意識到這是一處遠古文化遺址。後來他將前後六次平陵漢代濟南郡平陵縣治所遺址，位於濟南城東章丘市龍山鎮東北。考古調查的經歷寫成《平陵訪古記》。因殷墟發掘的啟動，城子崖遺蹟成了一道“伏筆”，而今是重寫華章的時候了。
１０月２７日，傅斯年也趕來濟南，他與李濟代表中研院與山東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反覆磋商，並報經山東省政府透過，商定了合組山東古蹟研究會的意見：以中研院與山東省政府的名義合組山東古蹟研究會，由中研院史語所與山東省教育廳各聘二至五名組成；研究會設委員長一人，工作主任一人，秘書一人；會址設於濟南，並於發掘地點設辦事處；工作分為調查、發掘、研究三步，中研院擔負科學發掘的指導之責，山東省政府擔負保護之責；經費由中研院與山東省政府分任，必要時可由中研院獨自承擔；發掘所得古物均存置本會，以便研究，唯因研究之便，得由本會透過，提出一部分在他處研究，但須於一定期內交還本會；發掘工作暫以龍山及臨淄為試辦區資料出處：石舒波、於桂軍著，《聖地之光——城子崖遺址發掘記》，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４—４６頁。。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４日，山東古蹟研究會在濟南原山東大學工學院院內掛牌成立，研究會中研院方的委員有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郭寶鈞，山東省方有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國立山東大學校長楊振聲及劉次簫、張敦訥等。傅斯年任委員長，李濟任田野工作部主任，王獻唐任秘書。研究會決定在章丘城子崖遺址進行首掘。
訊息傳出，風靡泉城。山東古蹟研究會召開了新聞釋出會，何思源主持會議，請李濟演講，各路記者紛至沓來，當地文化人蜂擁而至，一座大廳被圍得水洩不通。
李濟先講山東發掘為何首選城子崖。他談到，中國新史學最大的公案是中國文化的原始問題，要研究這個問題當然得擇一個若明若昧的時期作起發點。大部分學者都選擇夏、商、週三代，因為中國文化的基礎是在此時打定的，要能把這將近兩千年長的文化，找出一個原委，中國文化的原始問題，大部就可解決。這個時代的晚期，文字雖已大備，然而經秦始皇一把火，傳下來的可靠的史料實在有限。所以這一時代的史料，除文字外，不可不注重無文字的器物。器物製作，不但可以看出當代的風尚，還可以看得出當時生活的狀態及工業的程度。只要是這一時代留下來的人工製作的東西，殘的或是整的，都是我們的重要史料。……凡出石器的遺址都可以供給我們研究這期歷史的材料；城子崖既有石器的遺存，就是我們選擇城子崖發掘的第一個理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是希望透過城子崖的發掘，來一次史料上的撥亂反正，為推翻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提供實物支援。李濟講到，這幾年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肅一帶所發現的石器時代的遺址，大部分都包含著一種特殊的陶器，陶器上有彩畫的裝飾。這種帶彩的陶器，與中亞、小亞細亞以及東歐所出的均有若干相似處。這就是外國考古家注意中國這種發現的基本原因。由這種材料的比較，就有好多學者指它們為中國文化原始於中亞的證據。所以近數年來，那沉默了三十年的中國文化原始於西方的學說又復活起來。這學說自然由此得了些強有力的新依據，不過就這些已經發現的石器時代的遺址地域上的分配看，尚不能完全實證。因為這種帶彩陶器所佔據地方，只在中國西部及北部。東北部的大平原，如河北省的東南，河南的東部，以及山東一帶，尚沒有發現這類的陶器。所有這些新發現研究的結果，令人自然的想到下列的問題：中國內地東北平原是否也有個石器時代？要有的話，是否也有帶彩的陶器？城子崖的地點居這東北大平原的中心點，它不但出了石器，並且出了與西部、北部石器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