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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一個發掘工作所獲取，本書之眾位作者或不免“求仁得仁”之喜。到山東去作考古發掘，本是假定山東一帶當有不同於陝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已而發現很別緻的黑陶，眾多之情形使工作者不能不設定黑陶為一種文化系之代表，其作用一如彩陶之在黃河上游。到殷墟以東作考古發掘，本是想看看殷代文化系之向東分配情形，已而在城子崖發現甚多物件，足與殷墟出土品比較連貫。先在城子崖作考古發掘，本是想藉此地為發掘臨淄瑯琊及其他海濱地帶之初步嘗試，已而此一發掘所得者，使我們遵循海濱工作之興趣更熾盛。科學的工作不是獨立的，一工作之影響所及，要待他工作出來，然後可以認定。盼望這個工作堪為史前考古時代之一基石，在中國考古知識之徵服上，建一形勝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學作一個前驅。傅斯年：《城子崖·序》，《傅斯年全集》（卷３），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３８頁。城子崖發掘的意義，在傅斯年看來，也是一次爭“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的勝利。他寫道：即以考古學而論，在中國追求於中央及西方亞細亞彩色陶器有親屬關係之中國彩色陶器之分佈，誠然是一件絕重大的考古工作，然中國史前及史原時代之考古，不只是這麼一個重大問題，若以這個問題為第一重心，則彷彿覺得先秦二三千年間中土文化之步步進展，只是西方亞洲文化之波浪所及，此土自身若不成一個分子。我們現在所有的知識，已使我們堅信事實並不是如此的。又如近年時行討論的斯其太形象，有的歐洲學人在未斷定此項物品出現於中國土地之年歲之前，先預斷其流傳方向是自西向東的。我不是說這個斷定事實上錯誤，我只是說這個斷定尚無事實為之證明。傅斯年：《城子崖·序》，《傅斯年全集》（卷３），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３８頁。１９３１年，李濟發表了《發掘龍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績》一文。三年後，他與傅斯年、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劉嶼霞合撰輯的《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城子崖》出版，李濟在序言中明確闡述了用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研究古史的基本原則。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1）
此前數年間，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掀起了一場史學革命，否定了以經學為中心的古史體系。他們認為古人言之鑿鑿、頂禮膜拜的三皇五帝等無非是春秋以降層累地造成，或子虛烏有，託古改制，或來源於商代神話。古史辨的支持者胡適甚至也有過“東周以上無史”的言論。
革命是“破”，建設是“立”。安特生的仰韶“彩陶文化”，史語所的殷墟發掘以及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等，考古學的成績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史記》關於商代尤其是晚商的記載是大體可信的。１９３４年，李濟在《城子崖發掘報告·序》中寫道：考古工作是極有準繩的，至少我們應該以此自律。我們固不惜打破以中國上古為黃金時代的這種夢，但在事實能完全證明以前，顧頡剛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也只能算一種推倒偽史的痛快的標語；要奉為分析古史的標準，卻要極審慎的採用，不然，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險。
殷墟發掘的經驗啟示於我們的就是：中國古史的構成，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上古的傳說並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謊賬。那些傳說的價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們構成的分子，然後再分別去取，積久了，我們自然會有一部較靠得住的中國上古史可寫。李濟：《城子崖發掘報告·序》，《李濟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０６—２１０頁。
１９３３年秋，李濟騎驢赴山東滕縣安上村工作地。（李光謨提供）
在同年的一篇文章中他還說：“十餘年前，舊一點的史學家篤信三皇五帝的傳說，新一點的史學家只是懷疑這種傳說而已；這兩種態度都只取得一個物件，都是對那幾本古史的載籍發生的。直等到考古學家的鋤頭把地底下的實物掘出來，史學界的風氣才發生些轉變。”這時，“中國古史就漸漸脫離了那載籍真偽的辯論。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史乘完全消失了它們的價值；由這幾年古史辯論的趨向看，中國史籍所載的若干史實，因考古的發現，反更加證實了。”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原載《東方雜誌》，《李濟文集》（卷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２５—３２６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鋤頭考古學”夯實了古史重建的基礎，學界開始走出“疑古時代”。這一程序，正如歷史學家翦伯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