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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記者問，“倘若你們在龍山鎮挖到很多寶貝，會不會像在河南那樣，統統運回北平？”李濟回答，“這正是今天開會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首先要糾正的是考古不是挖寶，因為在我看來，對於增進我們關於歷史的學問來說，地下的瓦礫骨頭與黃金珠玉並無區別。其次，我要說的是，即便我這湖北佬存心要把你們山東的‘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山東城子崖首次發掘開工前。後排站前第一李光宇；左八王湘；右二李濟。（李光謨提供）
寶貝’偷走，我們的傅所長和我的學生吳金鼎先生也不會同意，因為他們二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山東人。”李濟的幽默與機智激起一片笑聲資料出處：石舒波、於桂軍著，《聖地之光——城子崖遺址發掘記》，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４—５７頁。。
傅斯年有四兩撥千斤的氣度，李濟有運籌帷幄的縝密，加之傅斯年吳金鼎何思源王獻唐等人緣地望，城子崖發掘已是風正帆滿……
二、 城子崖的“求仁得仁”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７日，城子崖遺址的首次發掘開始，仍由李濟主持，參加者有董作賓、吳金鼎、郭寶鈞、李光宇、王湘等人。
這次發掘在李濟的具體指導下，採用了考古層位學的方法，詳細繪製了地層圖。“地層”一詞是從地質學中借用而來的。人類居住的地方，天長日久必然會在原來的生土上堆積一層熟土，因其多呈灰色，所以也叫灰土層。在灰土層中，常夾雜著人類活動的遺物，這種包含人類文化遺蹟的灰土層，考古學上稱之為“文化層”。不同時代的人們在同一地區生活，會形成不同的“文化層”。如果有一時期沒有人類居住，就會堆積一層天然堆積物，如水流沖積形成的淤土、風吹形成的沙塵以及草木朽爛形成的腐殖土等等。這種自然形成的堆積層，考古學上稱之為“間歇層”。如果沒有發生擾亂，上層的年代必然晚於下層的年代。城子崖臺地的斷崖上清晰可見的文化層，猶如一部人類生活狀況的紀年史。
這次發掘頗為順利，先後進行了一個多月，於當年１２月８日結束。最有特點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鏡、薄如紙、硬如瓷，掂之飄忽若無，敲擊錚錚有聲”。李濟將發掘物，交給城子崖的發現者吳金鼎負責整理。半年之後，吳金鼎將發掘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刻完記號，整理完畢，並形成了對龍山文化的總體思考，寫出《龍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觀察》一文。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0）
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件，日軍佔領了東三省，華北也籠罩著一層戰爭的煙雲。這年夏天，取得哈佛考古學碩士學位的梁思永返國，應李濟之邀加盟考古組。１０月，李濟便將主持城子崖第二次發掘的重擔交給梁思永。
城子崖遺址經過連續兩次發掘，獲得了重大發現，遺址內呈現“三層疊壓”的壯麗景觀。最上層是周代文化城址，曾為古譚的國都，已使用青銅，陶器以輪製為主，有正式的文字，與中國古史的記載相印證，所屬年代由此推定。中層是夏代的嶽石文化層。最下層是原始社會晚期的龍山文化層，屬石器文化，陶器以手製為主，但輪制已出現，所出土的黑陶和粉黃陶，技藝精湛，造型奇特，極富創造與想象力。此類工藝，到上文化層時似已失傳。
城子崖出土物的卜骨上層只用牛胛骨，下層兼用牛、鹿胛骨，故可推論上、下兩文化層雖屬兩個時期，但實為一個系統。由卜骨而知，城子崖文化與殷商文化為最直接的傳承關係資料出處：石舒波、於桂軍著，《聖地之光——城子崖遺址發掘記》，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４—９６頁。。另有多件出土物也看得出與殷墟的關聯，如版築與“夯土”，也可以反過來重新認識殷墟的建築遺蹟。
城子崖遺址首次發現的黑陶，是一個具有顯著特徵的文化體系的代表，最初稱為“黑陶文化”，後來被命名為“龍山文化”。李濟認為，“龍山文化”乃中國東部文化圈內由史前到有史可稽的歷史期間的重要橋樑；對於認識和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動作用，“有了城子崖的發現，我們不僅替殷墟文化的來源找到了老家，對於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得到了一個新階段。”
傅斯年以詩的語言稱頌城子崖遺址“是一個千年大樹的橫切面，又是一個多數脈絡的交匯所”。此次發掘工作，“為史前時代考古之一基石，在中國考古知識之徵服上，建一形勝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學作一個前驅”，“為崑崙山下一個長源”。他在《城子崖·序》中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