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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在《丁文江傳記》中寫道：“在君是為了‘求知’死的，是為了國家的備戰工作死的，是為了工作不避勞苦而死的……”“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變動，更使我追念這一個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這個天生的能辦事，能領導人，能訓練人才，能建立學術的大人物……”
李濟於１月２４日，寫下《懷丁在君》一文。他寫道：在君之死，不但使認識他的朋友淚流滿襟；一般有民族意識的公眾，莫不認為是國家的一種不可補償的損失。這種自然流露的情緒，不是偶然發生的。這可以證明他所領導的各種事業之價值，已漸為大家所能瞭解。
……他辦地質調查所，先從訓練學生起；訓練調查人員；先叫他們下煤礦做苦力工作，訓練完了成績不合的，仍然不用他們。一切的野外工作，他都領導先幹，以身作則。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說是地質調查所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地質調查所工作的成績，已為世界所公認了。出版物中，他寫作的東西並不多；他的工夫完全消費在這些合乎科學標準的工作能繼續的發展下去。
……
以在君的才力及學力，要是生在已經現代化的國家，他的研究工作的成績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線。這是我們可以信得過的。但中國的社會卻不讓他盡全力於這個方向。他想征服這種遺憾的困難，於是犧牲了自己的興趣，想法子造出一種環境，使來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機會。《獨立評論》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１６１頁。李濟對此感受頗深。一次，丁文江在回答李濟的詢問時說，“你們老問我為甚麼戀著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科學的發展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的努力問政便是要造成一種政治清朗的環境。到現在，至少在地質學方面，青年有為的都有一條康莊大道可走。這個好的影響已開始傳佈到別的類似機關了。若是我們的民族生存不遭意外的危險，中國的科學研究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發展很快的。現在是地已耕了，種子已播了，肥料也上得很多了，只待發芽向上長。丁在君是在這個開荒時期的最大領袖之一，雖說他未能見全功，他已經為中國學術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獨立評論》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１６１頁。大恩不言謝，李濟在文中旨在彰顯丁文江對發展中國科學事業之功績，並無對其人恩厚的追敘，但內心的潛流，仍汩汩而出……
第五章 從北平到南京（9）
第四節南京楊公井
１９３４年７月，李濟接任中博院主任，開始了博物院在首都南京的選址建設事宜。１０月，史語所由上海遷到南京北極閣雞鳴寺路１號新址。南京就成了史語所同人心目中的定居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在上海去青島避暑的海輪上，（從右到左）陳啟華、楊步偉、徐櫻、趙元任、唐鉞、羅常培、李濟、李方桂、□□□。（李光謨提供）
楊步偉在*中談到此時的南京：有人到新住宅區去買地，有的在附近打主意，因為大家都想要蓋房子，但附近地自然不夠，因為多數已給*、考試院和中央大學的人早買了。我們從蕭友梅手上分了兩畝，……地名藍家莊，我家是24號。蔣夢麟等人也買了些地也在路對面。那時南京真是一時之盛。
在南京住定下來後各家就忙了蓋房子，有在藍家莊的，有在新住宅區山西路的，紛紛地動手。……等我們房子一動手而好多人都紛紛到新華去借錢買地蓋房子了。……這個房子蓋好了李濟之家就租了去住。楊步偉：《雜記趙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８１—８３頁。李濟租賃的是楊公井抄紙巷天印庵1號，在楊步偉的祖父楊仁山辦的金陵刻經處附近。天印庵是個尼姑庵，由楊家的一個女居士主持。李光謨曾向我講述兒時南京印象：我們從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７年，在南京住了四年。那房子是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孃家蓋的二層小樓，我們家花錢租的。我跟兩個姐姐、爺爺住在二層樓上。樓下有書房、父母臥室、飯廳、客廳，還有個小院子，還有間小客房。有兩個女工，一個是孩子的保姆，一個管家做飯。平時相安無事。我們孩子白天都上學，家裡就是爺爺在樓上，我母親、保姆在樓下。
家裡也供著祖宗牌位，是爺爺寫的顏體，工整，說不上太好。年輕時，他給我父親寫的書信有的毛筆字還是寫得挺好的。後來也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