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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規定其飲食，而且數量少之又少，他們往往吃到一隻雞翅，就能陶醉半天。
明智的邦斯的一切歡樂全部集中在胃的遊戲之中，他往往處在大病初癒之人的陶醉狀態：他要美味佳餚儘可能給他以各種感受，至此，每天倒也能如願以償。天下沒有人會有勇氣與習慣決裂。許多自殺者往往在死神的門檻上停下腳步，因為他們忘不了每天晚上都去玩多米諾骨牌的咖啡館。
第三章 一對榛子鉗
一八三五年，命運意外地為備受女性冷落的邦斯復了仇，賜給了他一根俗語所說的老人柺杖。這位生下來就是個小老頭兒的老人在友情中獲得了人生的依靠，他成了親，社會也只允許他這樁婚姻：他娶了一個男人，這人跟他一樣，也是一個老頭兒，一位音樂家。
要不是已有了拉封登的那篇神妙的寓言，這篇草就之作本可以《兩個朋友》為題。可是，這豈不是對文學的侵犯，是任何真正的作家都會迴避的褻瀆行為？我們的寓言家的那篇傑作，既是他靈魂的自白，也是他夢幻的記錄，自然擁有永久佔有那個題目的特權。詩人在榜額刻下了《兩個朋友》這四個大字的那部名篇是一筆神聖的財產，是一座聖殿，只要印刷術存在，世世代代的人們都會虔誠地步入這座殿堂，全世界的人都會前來瞻仰。
邦斯的朋友是位鋼琴老師，他的生活及習慣與邦斯的是如此和諧，以致他不禁大發感慨，說與邦斯相見恨晚，因為直到一八三四年，他們才在一家寄宿學校的頒獎儀式上初次謀面。在違抗上帝的意志，發源於人間天堂的人海中，也許從來沒有過如此相像的兩個生靈。沒過多少時間，這兩個音樂家便變得誰也離不開誰。他們彼此都很信任，一個星期之內就像兩個親兄弟一般。總之，施穆克簡直不相信世上竟還會有一個邦斯，邦斯也想不到世上還會有一個施穆克。
對這兩個老實人，這番描述恐怕已經足夠了，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聰明人都欣賞簡明扼要的概括。對那些不肯輕信的人們，實在有必要再略作一番說明。
這位鋼琴家，像所有鋼琴家一樣，也是一個德國人，如偉大的李斯特和偉大的門德爾松是德國人，施泰貝爾特是德國人，莫扎特和杜塞克是德國人，邁耶是德國人，德勒是德國人，塔爾貝格是德國人，德賴肖克，希勒，利奧波德…梅耶，克拉默，齊默爾曼和卡爾克佈雷納是德國人，又如赫爾茲，沃埃茲，卡爾，沃爾夫，皮克西斯，克拉拉…維克，這一個個也都是德國人一樣。施穆克雖說是個大作曲家，但是，一個天才要在音樂上有不凡表現，必須要有膽略，而他的脾性卻與這種膽氣相斥，所以，他只能當一個演奏家。
許多德國人都不能保持天真的天性，到時便就枯竭了；若上了一定年紀，他們身上還剩有幾分天真的話，那麼就像人們從河渠中引水一樣，那幾分天真準是從他們青春的源泉中汲取的；而且他們總是利用這點天真，消除人們對他們的疑惑，為他們在科學、藝術或金錢等各方面獲得成功提供便利。在法國，某些狡猾的傢伙則以巴黎市儈的愚笨來取代德國人的這種天真。可是，施穆克則完全保留了兒時的天真，就像邦斯無意中在身上儲存下了帝政時代的遺蹟。這位真正的德國貴人既是演員又是觀眾，他演奏音樂讓自己欣賞。他住在巴黎，就像一隻夜鶯棲在林中，二十年來一直是獨自歌唱，直到遇到了邦斯，發現了另一個他。
邦斯和施穆克一樣，他們的內心和天性中都有著德國人表現特別明顯的那種神經兮兮的孩子氣，比如特別愛花，愛自然效果，迷到把一隻只大瓶子插在自己花園裡，把眼前的風景微縮成小小的景觀來欣賞；又如那種凡事都要探個究竟的脾性，它往往使一個日耳曼學者不惜綁著護退套，跋涉數百里，去查尋一個事實，可那個事實明明就伏在院子素馨花下的井沿上，拿他當傻瓜譏笑；還如他們對任何微不足道的創造都非要賦予津神意義，因而產生了讓…保爾…里克特的那些無法解釋的作品，霍夫曼的那些印製成冊的胡話，以及德國圍繞那些再也簡單不過的問題用書修築的護欄，那些簡簡單單的問題被鑽成不可測知的深淵，可那底下，準是個德國人在作怪。
他們倆都是天主教徒，兩人一起去望彌撒，履行宗教義務，而且都和孩子一樣，從來沒有什麼要向懺悔師說的。他們堅定不移地認為，音樂這一天國語言之於思想與感情，就像思想與感情之於說話，他們因此而以音樂進行相互交流，就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不盡的交談，就像戀人那樣，以向自己表明，心中是充滿信念的。
施穆克有多麼心不在焉，邦斯也就有多麼專注留神。如果說邦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