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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制模式是本質主義的。 福柯指出，所有的權力都製造反抗，以反面話語的形式產生出新的知識，製造出新的真理，並組成新的權力。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抱負之一就是要發明女性的話語。她們提出：“這個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話語。男人就是這個世界的話語。”“我們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們自己的聲音。”“男人以男人的名義講話；女人以女人的名義講話。”“迄今為止所有的女性主義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語言對女人耳語。”“我們必須去發明，否則我們將毀滅。”（Kourany； 362…363） 福柯在他的權力分析中提出了關於懲戒凝視 （disciplinary gaze） 的觀點。他也曾反覆論述過關於標準化或正常化 （normalisation）的思想。他指出，標準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規範的深化，社會透過紀律管束著人的身體，透過話語來定義何為正常，何為反常；透過標準化或正常化過程來要求人對規範的遵從。他採用環形監獄作為“凝視”意象的形象化說明，意指人人都處於社會的凝視之下，不可越軌。 後現代女性主義借用福柯關於標準化、正常化的思想，說明女性就是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壓力之下，不僅要服從紀律，而且要遵從規範，自己製造出自己馴服的身體。在後現代女性主義看來，所有的舊式女性主義模式都屬於一個男權壓迫和禁制女性的模式；其主要的邏輯是：男權長期壓制著處於無權地位的女性。舉例言之，一個女人去做隆胸術，用舊式女性主義來解讀這件事就是：男人命令他的奴隸為滿足主人的慾望、為娛悅主人去做這個手術，這個女人完全是男人權力的受害者。可如果從福柯的理論模式來看，對同一個現象就會有不同的解釋：那女人去做隆胸術不僅是男人壓迫她的結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統治，自我遵從規範的結果。正如福柯所說：“用不著武器，用不著肉體的暴力和物質上的禁制，只需要一個凝視，一個監督的凝視，每個人就會在這一凝視的重壓之下變得卑微，就會使他成為自身的監視者，於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針對每個人的監視，其實是由每個人自己加以實施的。”（轉引自Ramazanoglu； 191） 按照福柯的邏輯，當我們用對立的話語反擊壓迫時——如用女性主義話語挑戰男尊女卑，用同性戀話語挑戰將同性戀行為定義為變態的醫學話語——我們就進入了統治話語的領域。我們發明了新的標籤和身份，它在向壓迫挑戰的同時，又用新的方式壓抑我們：使我們陷入一種身份；強迫我們遵循我們所從屬的群體或社群的規範；建構我們的思維模式，作為21世紀的同性戀者、女性主義者或反對性別主義的人，應當怎樣思想，怎樣做。性專家壟斷了傳媒上的知識；向我們銷售一套適應我們身份的商品。我們剛想改變一個體系，立即就成了這個體系的一部分。權力關係和話語在不斷改變，可是我們永遠不能逃避開它們。因此抵制權力是一個持續的事業。 第四，關於身體 （body） 與性的思想。 福柯論述了近代西方社會中性的話語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與性有關，從孩子的壞習慣，到成｜人的肺結核，到老人的腦中風。福柯這樣描述產生於19世紀的性學：告訴我你的慾望是什麼，我會告訴你你是誰。 福柯的任務和目標是破除科學家、心理學家、性學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經營的性專業的神秘性，動搖性的確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時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歷史地建構起來的。他認為並不存在這樣一種東西：固定的性衝動，一種本質。性是歷史的產物。不同的時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話語。福柯研究這些話語是如何塑造了我們關於性的觀念，又是如何規訓和控制了我們的身體的。 對福柯來說，性存在於權力關係的交差點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年輕人和年長者之間，父母和子女之間，教師和學生之間，牧師和俗人之間，行政機構與人口之間。（Dunphy； 19）福柯提出了關於生理權力的思想。他認為，現代國家從18世紀以來對身體控制的手段，干預個人的私人生活去監測控制“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條件，存在的各種空間”。福柯認為，性歷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沒有單一的性史，只有多個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義與社會的權力關係有關。 後現代女性主義借用了福柯的這一思想，他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輕肉體的傳統，大談身體的重要性及肉體的各種體驗。他指出，議會制的興起同時限制了人的身體。它不僅要求身體的政治服從和生產勞動，而且侵犯身體本身，企圖規範身體的力量與活動，身體的經濟與效率。例如，軍隊、學校、醫院、監獄、工廠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