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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問我我家在哪裡，他把我送過去。我記得特別清楚，那一天下著大雨，我們一起躲在樓底下避雨，等雨小一點就冒雨去了我的父母家，媽媽一開門看到我，嚇了一大跳。從上海到香港，只收了一百五十元港幣，還幫我拿了香港的身份證。這是我這輩子花得最值的一百五十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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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之後，家中地方很小，媽媽馬上帶我去買了一張行軍床，晚上開啟睡覺，白天收拾起來。然後我就到處去找工作，做過很多雜工，最累的就是風鎬，當時香港普遍的工資是一天三塊錢港幣，但是風鎬可以達到一個小時兩塊錢。我身體好的時候，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時，時間再長了就吃不消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倪匡：被一陣風改變的人生（4）
當時從各地來香港的年輕人非常多，我們當時聯絡到的就過千了，這種聯絡一直維持了二十年之久，這些人後來有的成了臺灣大學的校長，有的成了著名的教授，有的成了很出名的出版商，大家各自忙，也就很少聯絡了。我喜歡看書，那時我跟他們說香港報紙上的那些小說我也會寫，他們都不相信。結果我花了一個下午，寫了一篇一萬字的小說，投稿到《工商日報》。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寫的那篇小說，十月份就發表出來了。前年我回來的時候，香港的記者真是本事大，竟然把那個小說找了出來。我自己看看：哇，這樣規規矩矩的文章竟然也能寫得出來。當時文章登出來，通知我去拿稿費，我以為只有十塊八塊的，結果給了我九十塊錢。報館的人跟我講：“你的文章有一萬字，但是我們刪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塊錢，滿意不滿意？”我當然滿意極了，問他們這樣的文章還要不要，他們說需要的，讓我繼續寫。我這才覺得原來寫東西也可以做為謀生的手段。寫一篇那樣的文章，太容易了！
後來我就到處去投稿，從我第一次投稿到現在為止，從沒有被人家退過稿。1959年，《文匯報》上面討論一個小說，因為《文匯報》是一個左派報紙，他們拼命批評一個小說，我就為那個小說打抱不平，結果我的文章也被登了出來，我連稿費就不敢去拿。
寫到後來，我經常給有家叫《真報》的報館寫稿，《真報》的社長找到我，他說：“你不如來我們報館幫忙好了。”我說：“好啊，我反正沒有事情做。”那時候的報館很簡單，總共五六個人，一個社長，一個採訪部主任，旁邊就是字房。我問社長：“我做什麼？”他說：“什麼都幹，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好了。”比如說採訪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給他買；字房裡說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評，我馬上就要寫三百字的影評，儘管電影連看都沒看過；甚至社長出去應酬，要六百字的社論，我也要馬上寫六百字的社論。報館一個月給我一百一十塊錢，可以維持生活了。當時我半個月發一次薪水，五十五塊錢。那時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個月要靠借高利貸生活。我看不過眼，就跟字房工人說：“你們真是要借的話，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們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們還。”高利貸很厲害的，借一百塊錢，每天要還五塊錢還一個月；還有一種是九賒十三歸，就是你借一百塊錢，他們只給你九十塊錢，但是到了月底還賬的時候要還一百三十塊。我離開香港十幾年，前年回來，走在大街上有人見了我就跟我擁抱，一報名字才記得他是當時報館字房的工人。
當時臺灣有個叫司馬翎的很出名的作家，在《真報》上連載武俠小說，寫著寫著，稿子不來了。我就跟社長說：“這種小說，老實講我寫出來比他好。”社長不相信，我就說：“先續下去再說，因為他的稿子可能會來的。”續了兩個星期，不僅沒有人看出來，而且讀者的反應好得不得了。後來司馬翎來了，大發脾氣：“誰敢續我的小說？”我說：“誰敢啊我敢。”司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來歲，他看了我續的內容，笑著跟我說：“續得很不錯。”我說：“豈止很不錯，簡直是寫得比你好！”司馬翎氣得要死。
倪匡：被一陣風改變的人生（5）
後來他不寫了，社長說乾脆你開一篇新的好了。我就開始寫，三塊錢一千字，一天兩千字。簡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麼容易的事，半個小時都不用就可以寫兩千字！
這篇小說發出來之後，一個月內有四家報館找到我，要我給他們寫武俠小說。金庸差不多就是在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讓我給《明報》寫。他給我十塊錢一千字，每天寫兩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塊錢的稿費，我第一次拿到一張五百塊面額的鈔票。我和老婆拿著那張大鈔笑了半天，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