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躍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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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巨頭，華容集團也成為了市值萬億的龐然大物；作為華容集團創始人，吳叔已聞名天下，風頭甚至壓過了他曾仰視的聯想集團的柳老爺子。

在如雷的掌聲中，再三推辭無果的吳叔向眾人拱手為禮，暗自感慨道：‘寧欺白鬚公，莫欺少年窮，終須有日龍穿鳳，唔信一世褲穿窿’。華容能有今天，其實只是緣於一場二十年前的緣分。

對，很多事就是因為不可預知的緣分。

雖然仍舊奉老章為老大，但合完影后便被眾人簇擁的李家明，也認為他能如此成功也是因為緣分。如果當年不是遇到吳叔，不是機緣巧合與老章他們一干青年才俊成為朋友，有前世記憶的他肯定能成功，卻不可能象今天如此成功，更不可能十幾年間如此成功。

大會開幕之後，頭頂上有經濟學家帽子的李家明，卻沒有談經濟也沒有展望未來的物聯網，而是以傳統商業倫理為主題發表演講。

“在農耕社會，重農抑商並不代表商業活動的停止，但作為社會活動的一種重要內容，商業倫理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影響。儒家五常的仁、義、禮、智、信，其核心是義而與其聯絡最密切的是利，因此程顥雲：‘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朱熹也有言：‘義利之說，儒家第一義’。”

“在農耕社會里，利與義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被唯心地割裂，因此才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恥’、‘義勝利為治世，利勝義為亂世’等等偏見。”

“時代在發展，社會也在進步，當我們開始向重利輕義的西方學習，我們的國家、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民國時，我們稱西方諸國為列強，如今是否也有欠發達國家稱我們為列強？大家不要笑，去越南、印度走一走看一看，其實我們的形象與一百年前的英法沒有多大區別。”

“彼之仇寇我之英雄，有些事我們不必理會，也不必糾結歷史的仇恨，但我們必須要思考一個問題。一百年來，我們一直在向西方學習，後發優勢讓我們能避免走歷史的彎路，但當我們自己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時，我們還能向誰學習？”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山之石成不了我們的基石，日本是西化最徹底的國家，也沒變成白種人，那我們呢？”

第四百六十三章　利義之辯（下）

“義與利的千古之辯與我們千年的農耕文明有關，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的觀念問題，而是千年以來國家整體結構的需要。

農耕社會必然是以農業為主體，農業成為國家的經濟命脈。農民以稼穡為要務，農為本商為末，重本抑末合情合理。其次，把農民用捆在土地上是最好的統治手段，可以很大程度地減輕治理成本。再次，重農抑商會很順利地貫徹道德標準。務農必然使人勤懇、正直，而商人是要追逐利潤的。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一切缺斤少兩、以次充好、坑蒙拐騙的行為都會出現，所以導民逐利是統治者治民的最下策。

“正是基於這三種認識，重農輕商在古代商周時期已經是統治者和上層人士的共識，四民之說雖始自《管子》，但這種認識絕不會是短時期內形成的。這種認識就當時的條件而言是客觀的、明智的、科學的。”

百餘人的會場裡鴉雀無聲，雖然臺上演講的人講的是一些眾所周知的歷史常識，但誰都知道這只是一個引子，關鍵還是在接下來的內容。

“然而，我們問題就是過於崇拜祖先，動輒祖制不可違，一旦形成的觀念和做法便亙古不變。如果你想變，欺師滅祖的帽子隨時會扣在你腦袋上！”

“我們堅持了兩千多年的傳統義利觀，一直到明清時期商業文化的興起，才逐漸地在觀念上從‘義利離’走到‘義利合’，但這只是一種進步，理論上是為商業行為張目，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全新的義利觀。只有到了洋務運動以後，隨著現代工業的引入，大型機械化工廠的開工，傳統的家庭手工業作坊式的商業活動上升到全新的現代工業中來，這才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社會的階級結構的比例。這才真正地有了我們商業文明的根，才從傳統低淺的商業文化遞升到現代高階的商業文明。

與傳統義利觀相反的兩個歷史階段是明清時期的商業文化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啟的改革開放時期到如今。明清時期是商人地位逐漸提高、社會作用逐漸增強，義利觀由相互對立到相互協調促進的改變時期。而改革開放這個時期是對傳統義利觀和文革時期只講義不講利的極端說教及行為的反動。三十年過去了，也許我們還不能沉澱出一兩句經典的評論，但可以做一個客觀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