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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在鄂爾多斯、漠北高原、元上都（內蒙古錫林郭勒）、元大都（北京）等地的各個祭祀白宮輾轉大漠南北東西，幾度分合，但無論隊伍走到哪裡，祭祀的酥油燈就亮到哪裡，低沉婉轉的誦經聲就會跟到哪裡，唱誦的，全是對成吉思汗的讚頌與祝福……
253年，一家一兩銀
草場依然枯黃，大片的土地沒有人煙。路上的車輛和路邊的房舍一樣稀少，我們的汽車孤獨地順著甘德爾草原的丘陵地勢上下顛簸。已是3月中旬，但在這裡，下場雪還跟北京陰個天一樣輕鬆隨意。
這裡是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的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譯成漢語的意思是“聖主的院落”。
清代以來，這片地廣人稀的土地就安享這個名稱，因為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宮”幾經輾轉分合，最後集中到了這裡。
成為達爾扈特，在元朝或許稱得上是件美差，但隨著世事變遷，在元朝統治結束後，數百年間仍堅持守靈和祭祀，無疑需要極大的忠誠和勇氣。
據說清朝順治皇帝駕崩時，達爾扈特人拒不戴孝，被官府怪罪。達爾扈特人毫不屈服，其首領跑到北京向朝廷據理力爭：我們達爾扈特人世世代代都為成吉思汗戴孝，本來就戴著孝，絕對不能再戴另一種孝，這是祖輩傳下來的規矩，不能壞掉。清廷只好作罷。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內外蒙古10個盟的王公決定在原有基礎上重新整編“五百戶達爾扈特”。清政府予以批准，並再一次明確了受封的達爾扈特人不納稅、不當兵的權利。達爾扈特族的人數本來沒人說得清楚，1696年之後，“五百戶”就成為其總人口。直到解放前，這個數字也沒有大的變化，始終維持在四五百戶、兩千來人的樣子。
清政府當時還規定，每戶達爾扈特人每年要籌措一兩銀子用於祭祀，史稱“五百兩”。從1696年到1949年，253年，達爾扈特人一家出一兩銀子的規矩從沒斷過。
到清末，達爾扈特人的生活日益艱難，當時的蒙古王爺為了抽鴉片或是給慈禧太后送禮，把大片大片的成陵禁地賣掉，達爾扈特人放牧牛羊的土地變成了人家的耕地，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一些達爾扈特人只得忍痛離開伊金霍洛。但不管走多遠，每逢大祭，他們都會趕回來；不管日子多苦，該交的一兩銀子也總要交上。即使是在抗日戰爭中，成陵為了躲避戰火而西遷甘肅、青海的十多年裡，達爾扈特人的“五百兩”也照交不誤。
按祖輩傳下來的老章程，每天晚上要有4名達爾扈特人守靈，守夜時絕對不能躺著或坐著，都得一絲不苟地站好；每刻都要打一次鈸，否則就得捱上幾十鞭子，罰沒一頭牲口。1939年4月，在伊金霍洛採訪的《民國日報》記者驚訝地發現，儘管時局動盪、兵荒馬亂，但近20年間因為誤鈸而捱過鞭子的只有一個人。
戰火中西遷（1）
1938年，抗戰烽火燃遍了中華大地。
這年10月，時任伊克昭盟盟長的沙克都爾扎布郡王（以下簡稱沙王）府裡來了一位神色匆匆的客人。他自稱是留日學生，有重要情報向沙王報告。
此人叫華登托拉固爾，解放後曾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委員。
他給沙王帶來的訊息是，日本人正在打成吉思汗陵的算盤！
訊息是華登托拉固爾在東京偶然聽兩名日本軍官說的，說是侵華日軍正密謀要遷移聖陵，甚至還想把成吉思汗靈柩運到東京去展覽！
當時，日軍已攻佔了包頭，伊金霍洛毫無遮攔地暴露在侵略者的眼前。
事情非同小可，1939年初，沙王趕往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一份《成陵危在旦夕，呈請最高當局謀計保護》的報告擺在了蔣介石案頭。蔣介石提筆批示：成陵關乎民族之精神，不可等閒視之。
國民政府決定將成陵西遷。西遷辦法隨之確定下來，地點、路線、護送、迎祭、安靈的諸多問題，蒙藏委員會的官員都考慮到了，獨獨沒考慮到知會、說服守靈的達爾扈特人。當奉命來遷陵的200多名軍人突然出現在成陵時，達爾扈特人不幹了。
違寶鎖大叔當時10歲，跟著家人趕了十多里路來保衛成陵，回憶起當日情景，他說：“國民黨軍隊搬來整箱整箱的票子和銀元，讓大家隨便拿，只要達爾扈特人別擋著路。那個錢我們誰也不要，就想護住成陵不讓走。人們吵吵嚷嚷議論紛紛，好多人都說是沙王把老祖宗的陵賣給了國民黨，賣得了10萬法幣。”
國民黨中統局第一組駐榆林特工人員劉桂向上級傳送的密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