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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投入大海一樣,沒有接到回答。
孫中山並不反對北京政府的和平計劃。1月25日他通電發表先裁兵,後統一的兵工計劃,黎元洪、張紹曾、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紛紛表示贊成。
2月28日孫中山派胡漢民、孫洪伊、汪精衛、徐謙4人辦理和平統一事宜全權代表。但是曹吳認為孫中山回到廣州稱起大元帥來,就是破壞約法,破壞和平,主張加以“###”。曹錕派項致中、吳佩孚派李倬章到北京催促發表閩粵兩省督理的命令。3月8日,國務會議決定拒絕釋出閩粵兩省督理的命令,並且用總辭職的手段回答兩大軍閥的壓力。
張紹曾提出辭職後,時刻期待著各方面的挽留電報,並吩咐國務院隨時將這些電報發表。
果然盧永祥、何豐林、王永泉都有電報挽留他。這些皖系軍閥對他並非有好感,而是借題打擊曹錕和吳佩孚。
3月16日張紹曾派程克乘專車到天津迎接財政總長劉恩源、交通總長吳敏麟回京復職,果然17日這兩位保派閣員都服貼地回來。於是張紹曾表示,“意見一致”,定於19日全體復職。
4月26日舉行國務會議時,馮玉祥、王懷慶、聶憲藩率領軍官85人,分乘汽車35輛馳至退思堂,向張紹曾、劉恩源請願立即發餉一百萬元以安定軍心。劉恩源說了一句“我就辭職不幹”的話,馮玉祥即大聲地說:“你辭職不幹不關我們的事,就是死在此地,我們也還是要錢”。張紹曾答應盡力設法。講來講去,內閣答應從五月上旬分作三批發付一個月的軍餉一百四十萬,由軍官代表到財政部領到支票三張,才分途散去。
27日,劉恩源向滙豐銀行希烈提議,擬用“借新債還舊債”的辦法,向四國銀行團借款五萬萬元,先付墊款三千萬元以解目前燃眉之急。
1923年5月5日舉行國務會議時,保派三閣員都用不出席國務會議的手段來拆內閣的臺。5月8日,閣員出席國務會議的只有李根源一人。同一天,劉恩源因為10日到期的支票無法兌現,害怕軍警前來包圍,化裝乘坐三等客車逃往天津。9日,張紹曾想躲到西山大悲寺唸經,禱求仙佛保佑,掃蕩人間的妖魔鬼怪,不料走出西直門就被軍警攔阻,只好折回本宅。
這個時候,張內閣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絕境了,可是他和黎元洪一樣抱有不下臺的決心。
6月6日舉行國務會議時,高凌霨首先發言:“總統不信任我們,我們應當告退;如果總理不辭職,我們也可以聯名辭職”。張紹曾無可奈何地說,要辭職還是大家辭職好。
內閣總辭職的一天,北京軍警代表在陸軍檢閱使署舉行會議,大家認為總統有錢養活議員政客,而我們窮得無飯吃,非和他們當面算帳不可。7日,北京駐軍第9、第11、第13等師和步軍統領、毅軍、警察廳等單位代表500餘人身穿###,腰佩軍刀,到總統府要求總統發給欠餉。黎元洪在居仁堂接見時掃了他們一眼,問道:“你們來此,意欲何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軍官們回答說:“不敢,但現在沒有內閣,只好請求總統作主”。黎應允在端陽節前兩天籌發一筆欠餉,他們才退了出來。
黎元洪除派王芝祥於7日到保定“請示”內閣問題外,並在顏惠慶、顧維鈞二人中推舉一人為內閣總理。他們互相推讓,最後顧承擔下來,並決定以接近保方的中國銀行總裁王克敏為財政部長,馮玉祥為陸軍總長。黎派人到國務院去找空白命令紙,卻尋不著,原來張紹曾已將命令紙帶走,以免繼任有人,復職無望。同時,王克敏、馮玉祥都拒絕入閣,顧內閣因而不能成立。黎只得又派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張紹曾。
13日上午張壞芝到總統府報告,馮玉祥對他說,總統不應指軍警索餉為別有用心。本軍欠餉已達11個月;而總統還要把持崇文門稅收,不放本軍全體官兵的一條生路。總統空言挽留是無濟於事的,請於12小時內發給三百萬元欠餉,否則本軍自由行動,本人不能負責。張懷芝認為實力派的態度已經十分明顯,絲毫沒有磋商之餘地。張懷芝退後,黎叫秘書劉遠駒將以上七道命令交印鑄局發表,由於沒有空白命令紙,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元洪在命令上簽名。同時,致函國會及外交團,宣告本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自本日起,政府遷往天津。向國會提出諮文,撤回去年總統辭職一案。又通電全國,宣告本人自去年復職以來,唯一目的在完成憲法,決無延長任期和竟選總統的用心,而此次個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職權;萬不得已,只得將政府遷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鑑諒苦衷,主持